历史的真实──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一部·第二章〔文/林克〕　-- 子夜星网站


	历史的真实

──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

文/林克徐涛吴旭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2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2016年05月26日

第二章　谎言与事实

　　李志绥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

　　有着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更是画龙点睛地写道：

　　“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这些话尽管根本不符合事实，倒是把他们所以要出版并且用那么大力气来宣传这本书的真实意图说明白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李志绥和毛泽东的接触十分有限，也并不了解多少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状况，要他把这些“深刻入微”地写出来，除了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拼凑起来以外，就只有靠任意编造了。

　　这自然谈不上是什么“真实的毛画像”。对书中涉及的事实，如果一一加以驳正，实在是说不胜说。我只能就其中的若干重大间题，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参考现在保存着的文献记载，说明一些事实真相。

　　（一）关于中共“八大”

　　李志绥这部“回忆录”的中心内容，是以中共“八大”为起点、“文化大革命”为终结，来刻意描述被它称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

　　中共“八大”前后毛与刘、邓等人的所谓严重分歧和矛盾，是这部“回忆录”全部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点。

　　1、是“权力斗争”吗？

　　为了让读者了解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胡编乱造的，我不得不占用一些篇幅把书中的有关部分抄录如下：

　　“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这些话简直都是天方夜谭。

　　召开“八大”事先不同毛泽东打招呼，“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毛泽东没有参加，事先连稿子都不给他看。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共产党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全是胡说。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居然会事先不知道，还要别人向他打招呼；大会的政治报告居然会不让他参加讨论，连过目都不让他过目。自称与闻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密的李志绥，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大堆违反常识的话呢？

　　就在“回忆录”的第一七一页上又明明这样写着：一九五六年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两处截然相反的说法，竟然都是通过同一个李志绥的口说出来的，叫读者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我的日记中记着，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达北戴河不久，八月份毛泽东不但认真看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初稿，还看了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初稿。

　　事实上，确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毛泽东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宣布的。从大会的筹备（主要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到大会的召开，都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在档案中记载得很清楚：从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到九月八日，毛泽东分别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以及少数起草人的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前后共达十九次之多。其中，除少数几次是毛泽东同几位起草人的谈话以外，刘少奇参加了全部会议，邓小平只有一两次会议没有参加。

　　直到“八大”开幕前几天──九月六日至八日，毛泽东还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最后一次谈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部分的修改。

　　从八月上旬直到九月十四日（“八大”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导并亲自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上。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等人交换意见十分频繁，仅毛发出的有关信函就有二十四件，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刘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给刘的信中写道：“此件（指政治报告槁‘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林克）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政治报告临近定稿时，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又写信给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见书前图片专辑）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虽然没有对刘的政治报告那样多，但同样是认真审阅，并亲笔修改。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给邓的信中说：“此件（指邓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稿。──林克）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在第二十三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许多句于太长，不好读。我在第三十二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九月十三日，毛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谈到刘、邓和周恩来的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这三个报告就是在毛的主持下，由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

　　李志绥的书中所谓毛说“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云云，究竟是像黎安友所说的“真实”而“深刻入微”，还是纯粹造谣？用不着我说，读者大概都可以自己作出结论。

　　请读者注意，凡是关键问题、要害间题，“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让毛泽东出来说话，而且往往又只是对李志绥一个人说的。反正毛已作古，死无对证，他们认为可以根据某种需要，想要毛说什么话就让他说什么活。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给自己戴上一个教毛学英文的头衔，说他可以经常同毛“彻夜长谈”，无非就是为编造种种离奇古怪的政治谎言作铺垫的。

　　2、毛泽东不支持“八大”路线吗？

　　至于李志绥所说“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上面介绍的情况就已可说明这全是瞎说。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再补充说几句。

　　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议题，正是毛泽东确定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林克）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政治报告里，有一段经过毛推敲斟酌而引人注目的文字，是这样写的：“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

　　“八大”强调集体领导，提出防止个人崇拜，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在“八大”举行前五个多月，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特意加写了几段批评个人崇拜和维护集体领导的文字，例如：“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

　　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讲集体领导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写的。

　　毛泽东是不是从中共“八大”开始，对刘、邓越来越不满？不。恰恰相反，正是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增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推举邓小平任总书记。七届七中全会上有一段毛、邓的话，可以清楚他说明毛当时对邓小平的看法。

　　邓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回过头来，再看看李志绥书里所讲“‘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等等，真不知道他在胡说些什么。

　　“回忆录”还说，“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事实上，那时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正是毛泽东自己。

　　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毛在审阅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把“毛泽东思想”统统改掉，或者删去，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专门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在审阅这个通知时，还亲笔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这个通知下发的时间，离开正式宣布召开“八大”只有三个月，离“八大”正式召开也只有一年零九个月。

　　至于设立党中央名誉主席的建议，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的出发点是为党和国家的安全着想。对这些问题，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不知底里，妄加评说，硬归结到了一个他们十分喜爱用的概念，叫做中共“权力斗争说”。举一可以反三，他们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许多严重错误的结论，根据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李志绥还说，他陪同毛出席了“八大”会议，“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政治歧异。”

　　李志绥甚至借我向他介绍情况之口，说毛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这倒真使我“非常惊骇”。我人还在，他居然就能这样造谣，真不知该说他什么好了！

　　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总是很难把话说圆，稍不小心，就会露出漏洞来。李志绥这本书的中文版第四五六页上有一句十分醒目的话：“我这时（指一九六六年八月，着重点是我加的。──林克）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不知怎的，李志绥大概是忘记了他前面说过的话，原来他发现毛在“八大”对刘、邓“大为震怒”或者“深为不满”，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而不是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开幕之日。这类自相矛盾的纰漏，在编造谎言的人那里总是会要不断出现的。

　　3、毛何以对警卫工作不满？

　　李志绥还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同“八大”拉扯到一起，给它们涂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塞进所谓“中共权力斗争”的私货。“回忆录”中的所谓毛对警卫工作恼怒，大发脾气，就是一例。

　　“回忆录”中说：“但毛平息怒气（指所谓“八大”时毛对刘、邓的不满。──林克）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一九五六年，八大开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事都要向刘少奇报告。”“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

　　关于这件事，我也问了孙勇。他是这样说的：

　　“八大那个时候，是我们党及中央领导人之间最团结、最融洽的时候。中央发生分歧是‘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批评警卫工作与‘八大’毫无关系。对警卫工作，不仅主席有意见，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也有意见，不满意。主要是感到警卫森严，限制大多，与群众隔离，脱离了群众，有时惹得他们生气。他们有意见也不是从一九五六年才开始的，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就有意见了。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在正式开会之前，大家对警卫工作提出批评，我记得有总理、陈云同志。

　　我从延安时期，就为中央首长做警卫工作。那时首长经常接触群众，在转战陕北时还住在老百姓家里，同群众没有隔膜。进城以后，情况变了，社会情况复杂了。我们警卫工作很紧张，限制是多了一点，因为怕出事，目的是要确保首长的安全。这样，首长就觉得不自由了，与群众隔离了，脱离群众了，主席就曾多次批评警卫工作脱离群众。中央首长对警卫工作有意见，甚至不满，主要就是这个。李志绥说，毛生气的真正原因，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把‘毛的起居一切’都报告了刘少奇、党中央，这完全是瞎扯，是绝对没有的事。李志绥根本不知道情况，在那里胡说。”

　　“回忆录”中关于中共“八大”的种种谎言，单凭李志绥那点本事，是编不出来那么多的。“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这是点睛之笔。这句话我很熟悉，这正是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像黎安友这样的人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和说明中共以后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次不过是又刻意地借着李志绥这本书搬用过来，仿佛又找到了这个当时并不在场的所谓“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作证”罢了。

　　（二）关于毛泽东发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动机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对“八大”决议极为震怒，便借机发动整风，鼓励民主人士提意见，“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又“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李的结论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末‘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

　　事实是这样的吗？

　　1、毛泽东因何要整风？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为什么要整风呢？是要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发生以后，刘少奇感到执政党脱离工农群众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的话，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他认为，这次整风就是要解决部分党员在党执政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后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使这次整风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活动非常繁忙。三月间，他出巡外地，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讲话，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动员整风。

　　四月七日，他回到北京，又同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研究讨论整风问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气氛是和谐融洽的，意见和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几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整风问题。

　　毛、刘等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是真诚的。一方面是由于有“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想由此造成一种生动活泼、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治空气。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摘要刊登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揭露出不少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毛看后，特地批给刘、周、陈、邓、彭传阅，并且写了这样两段话：“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这时已是五月中旬，毛仍然把报纸上反映的各种意见，包括对共产党提出的尖锐批评意见，看作是“值得过细一看”的，丝毫没有提到敌我问题。

　　这一时期，毛泽东是真心真意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谈不上什么“引蛇出洞”的问题。他认为，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整掉脱离群众的作风以后，威信会更高。

　　2、从整风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和五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两个座谈会总的气氛是好的，提出了许多尖锐但又是善意的批评。有极少数人借机发难，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两个座谈会期间，毛多次听汇报。这极少数人的言论，引起他的警觉，感到事情并不是完全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五月中旬，毛在听取汇报中得知，极少数人在会上提出要“轮流坐庄”，还要搞“海德公园”。他当即表示：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他决定把会上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忧虑的。他关心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个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

　　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什么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抑”。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李志绥作为一个医生，讲到病人的病情，他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要了，更不用说一个正派人应有的道德了。

　　毛派我和胡乔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向他汇报，连续了好几天。

　　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在这篇文章里，毛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五月十六日，毛就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一、发动全党整风，是毛，刘、周、朱、陈、邓等人的一致意见，是中共“八大”之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措施，决非像李志绥所说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产物。整风的目的，是要解决执政的共产党脱离群众的问题，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以便调动党内党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是“八大”路线的精神。李志绥说什么整风是由于毛对“八大”路线的“震怒”而引发的政治斗争，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知扯到哪儿去了！

　　二、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权力斗争”。

　　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毛认为出现了右派分子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定情况下提出的。即便如此，毛从主观上仍是力图将少数右派分子同真心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广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决非像李志绥所说是将矛头对准整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3、是“政治圈套”吗？

　　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伤害了党内党外一大批好人，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这场斗争的出现及其不幸的结局，都超出了毛泽东预先的估计和部署。

　　李志绥把这些情况都说成是毛在事先有计划、有步骤搞的一个“政治圈套”，甚至追究到所谓中共“八大”开始出现的毛与刘、邓的“矛盾”，甚至说毛预先就说出会有几十万右派。这就完全违反了事实。

　　“回忆录”中引述了毛在七月初对李关于反右派问题的一大段谈话。不明真相的读者很可能认为真有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些全是假的。作为李志绥听到毛讲这段话的主要根据，就是他所说的一九五七年七月这次南行的行程，而这是胡编的。

　　“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来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说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毛在杭州作了一次讲话，几天后便乘专列到了南京。从南京乘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的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然后到青岛。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外出，是七月一日从北京乘飞机当天直达杭州的（上午五时五十五分起飞，九时半到杭州），而不是乘专列。档案记载和我的日记是一致的。可见，李志绥说“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这次毛根本没有到济南（他是七月十二日由南京乘飞机直接到青岛的，当天上午六时半起飞，八时半抵青岛），怎么会在济南“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呢？怎么会同他们说什么反击右派的问题呢？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这又是李志绥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说的谎话，不客气他讲，李志绥和毛接触的机会是无法同我相比的。──林克）。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政治评估”，因为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再说，那时李志绥不过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保健医生，我怎么能同他谈这类问题呢？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常常用这种手法：把他想要说的话，强加在别人的头上，特别是借同毛接近的人的嘴说出来，有时甚至还有对话，让读者看起来，仿佛是有根有据、真实可信的。对我是如此，对别人自然也会如此，至于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请读者务必注意。

　　（三）关于一九五七年米高扬秘密来华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据李志绥“回忆”，他和米高扬还讨论了一阵子原子弹问题。

　　随后，李志绥将他与米高扬的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蔽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了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李在编造了这一番对话后，笔锋一转，道出了他真正要说的话：“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这一切，全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1、来华使命

　　米高扬这次秘密来华，唯一的使命，就是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情况，根本没有同毛泽东谈原子弹问题，更谈不到什么“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记载：这次会谈，从五日晚七时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半（中间吃饭时间四十分钟）。主要由米高扬通报情况，毛、周等偶尔插话和提问。毛泽东也向米高扬简单提了一下中国的反右派问题，还谈到他第二次访苏的日期问题。

　　毛泽东在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之后，当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并让翻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读给米高扬听。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李志绥根本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他对谈话内容毫无所知。

　　至于李志绥讲，毛泽东要他去见米高扬，真是编造得绝顶地荒唐离奇。米高扬来，毛泽东竟会派他的一个刚刚到任的保健医生去谈原子弹这样极端机密而敏感的问题，这本来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相信的，但我还是去查证了一下。

　　关于这件事情，最了解情况的是当时负责俄文翻译并全程陪同米高扬的阎明复。

　　我问了阎明复。

　　他说：“米高扬七月五日到杭州后，就说他腰痛。当晚，他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会谈，会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接着就去休息了。他离开后，我给叶子龙讲了米高扬说他腰痛的事。叶子龙说，让李大夫带人去看看（请读者注意，不是毛泽东，而是叶子龙叫李志绥去米高扬那里。──林克）。那天中午十二点多钟，米高扬才起床，李志绥带了一位名叫孙振衰的年轻大夫来给他针灸。由于一点多钟飞机就要起飞，李志绥和孙大夫前后只呆了十几二十分钟就离开了。其间，李志绥除了问了问米高扬的病情以外，根本没有谈别的事。我一直在场。我是翻译，李志绥不懂俄文，不通过我他怎么与米高扬交谈呢？”

　　我告诉阎明复：“李志绥的书里说，他与米高扬谈了原子弹问题。”

　　阎说：“这是胡说八道！”

　　李志绥还讲到，毛泽东说苏联想控制中国，不让研制原子弹。这也是捏造。当时，苏联政府正准备同中国签订帮助中国利用原子能的协议，还要派专家来。

　　2、“一反对，二不怕”

　　好了，李志绥造假造得太离谱了。那些假东西，他以为写得越是具体细致，越是绘声绘色，越容易使读者相信。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类假东西，一经戳穿，他就越要触霉头。相信过他的话的读者，就会有一种受到欺骗、受到侮辱的感觉，看到那个在他们面前有声有色他讲“故事”的人其实是一个人格卑劣的骗子，这种人的话还能够相信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黎安友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对李志绥的一段评价的话：“李志绥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直率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

　　黎安友这些话，其实不过是在替这本书做广告，把它“包装”得更诱人一些。

　　这倒反映出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正是说出了黎安友之流想说的话。

　　但人们一旦了解了事实，自然会问：李志绥真的是“坦荡”和“直率”吗？难道在黎安友看来，经过“西方训练”出来的、具有“外国气质和西方仪表”的人，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说，李志绥编造谎言，欺骗世人，是没有道德和良知的表现，那么，他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则说明他连做人的起码准则都丢掉了。

　　他说：“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谁都知道，毛泽东对战争（包括核战争）的态度，历来是：一反对，二不怕。

　　首先是反对，这是前提。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由他和周恩来奠定并一贯坚持的。其次是不怕。人家要打（包括核战争），怕有什么用？你越怕，人家可能越要打你；你不怕，有准备，反而他不敢来。这就是毛的辩证法。

　　正是本着争取和平、避免战争的基本态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访问莫斯科时说：“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着重号是我加的。──林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对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的态度。相反，这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有时说过一些‘极而言之’的话，这决不意味着他不在乎死多少人，而是说即使死了那么多人，只要正义的力量存在，战争的胜利就一定属于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人民。

　　至于说，“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更是无稽之谈。大家都知道，对于内部审干肃反，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一贯坚持。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都不杀，后来他们还分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李志绥之流，用这种恶毒的语言对毛进行人身攻击，天理难容！

　　（四）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两件事

　　1、毛彭“冲突”

　　一是所谓彭德怀拒绝与毛泽东谈话。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似乎他就在现场。其实，李志绥作为一名保健医生，虽然跟着上了山，却根本参加不了会议。当时他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写了不少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材料，有关方面也公布了一些档案。李志绥的“回忆录”利用了这些材料，由于他们真假不辨，连有些不实的材料也照抄过来。书中关于彭德怀拒绝同毛谈话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志绥称：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不谈了。’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李志绥的这段“回忆”，是抄别人的，只是改了一些字。经核实，这段回忆并不准确。这次会后，彭德怀确实同毛泽东匆匆谈了几句话，但是没有顶嘴，更没有拒绝同毛谈话。我倒是参加了庐山会议的。散会后，我正走在毛泽东后边，那时周围的人很多，”我只听见他们简单交谈了几句话，并没有见他们之间发生争吵。

　　据《彭德怀传》说：彭德怀“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记载，主要是根据彭德怀当年写的庐山笔记。其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三十余年患难相处，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着重号是我加的。──林克）

　　李锐也是这次彭毛碰面的目击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据高智前不久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主席要我听听大会，我一进会场，看到一位同志正在大声批判彭德怀，讲到长征期间的一些事。我听了一会就离开会场，回来报告了主席。大概过了两三天，彭总打电话说要见主席。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啊，请他来。这天上午，彭总来到主席的住处，我带他进去。一见面，彭总还向主席问好。起初，我还有些担心，在门口坐了五六分钟，一直听不到房间里高声说话，就放心地走开了。这是开始批判彭总不久前几天发生的事。”

　　这些材料都说明，彭德怀尽管对毛的讲话有意见，但是并没有拒绝同毛谈话。至于李志绥所说七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谈话，当面顶了起来，更是道听途说的事。

　　2、毛贺会面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同贺子珍见面的情况。

　　毛泽东在庐山接贺子珍上山会面，确有其事，这些年已公开发表了一些材料。

　　李志绥借此大事渲染，像写小说一样，编织了许多故事，作了细腻的描写。不仅有毛贺之间的对话，而且贺子珍什么时候“眼睛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什么时候“神情越加激动”，什么时候“脸色出现淡红色”，等等，都有详细记述，仿佛他就在旁边一样，而且还知道毛贺会见前伪通信内容。更有甚者，李还捏造了贺子珍走后，毛和他之间的一段对话。李志绥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是不是还知道人世间有“羞耻”二字？

　　其实这次会面，毛泽东当时为了避免引起麻烦，除值班卫士封耀松外，避开了所有的身边工作人员，李志绥就更不用说了。我也是在事后很久才听说此事的。

　　既是造假，肯定就要出错。

　　首先一个大错，就是把毛贺见面的时间搞错了。李在“回忆录”中称：“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事实上，这次会面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不是在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

　　这本号称提供“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回忆录”，却连这样最起码的事实都弄错了，原因在于当时李志绥根本不知道这次会见，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要冒充自己在现场，胡编乱造一气。

　　据水静（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在“回忆录”第二○○页上，李志绥张冠李戴，把她说成是当时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夫人”。──林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杨尚奎要她接贺子珍上庐山。七月八日下午三时，水静和贺子珍准时从南昌出发，到达庐山枯岭，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八号房住下。

　　第二天晚上九时左右，毛泽东在庐山一八○号院住处同贺子珍见了面。当时在毛住处守候的，只有值班卫士封耀松和陪同贺子珍前来的水静。毛与贺谈话时，他们两人就离开了，等候在楼下值班室。

　　毛同贺单独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由封耀松扶贺子珍出来，又叫水静进去。毛泽东告诉她，贺于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李志绥想当然他说是江西公安厅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的。──林克）。还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他还要水静把贺子珍从他那里拿走的三小瓶安眠药设法要回来。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相会，我还特地通过通信方式向封耀松进行了解。他写来一个材料，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时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一八○号院。

　　主席到庐山后，情绪很好，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他对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同志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在七月五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我算了一下，报告主席：“七号，九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七月九日晚，约九点多，一辆轿车停在一八○号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主席：“水秘书她们来了。”主席说：“好的。”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香烟在桌边，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

　　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回到卫士值班室，水静同志讲：“小封，他们还在谈吗？”“是啊！”我讲。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水静同志讲：“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我与水静断续谈着。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于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于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并讲：“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主席并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同志通了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这时快一点钟了。我为主席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关于贺子珍同志上庐山一事，只有我与水静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这样那样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　一九九五·八·八

　　这就是毛泽东同贺子珍会面的经过。连引见人和值班卫士都没有听到毛贺的谈话，李志绥却有本事在“回忆录”里绘声绘色地写了毛贺对话和他们各自的神情，你说怪也不怪？

　　（五）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会议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李志绥“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话：“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1、经济困雄时期的毛泽东

　　九中全会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主要议题是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坚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就是毛的意思。

　　从一九六○年冬天起，毛就下决心解决农业问题。一九六一年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农业问题，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好转，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

　　所谓“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又不知从何谈起？

　　李志绥其实根本不了解政治情况，他的书又偏要把重点放在大谈政治问题上，这也许是出于某些方面对他的要求。强不知以为知，这就使他常常陷于漏洞百出的狼狈境地。

　　九中全会是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召开的。毛面对这个困难局面，为解决农业问题，转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处境，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九中全会、广州会议、北京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党团结一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用了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就实现了根本好转。“回忆录”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事实却连一个字也不提，而造谣说什么“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

　　李志绥还说，毛对“横行”的浮肿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视”，“十分残酷无情”。他把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这件事，讥讽为“毛的牺牲对大饥荒毫无助益”。甚至说：“尽管如此，毛主席这个姿态仍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在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一九六○年冬，毛泽东的心情确是十分沉重的，对出现浮肿病、饿死人等情况十分不安。我经常同他接触，深深地感觉得到，他在困难时期不吃肉，表现出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精神。

　　对于“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错误，从一九六○年开始，毛泽东多次作过自我批评。

　　一九六○年十一月，他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其中讲到“今年以来，在一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指浮肿病及非正常死亡现象。──林克），情况是严重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报告还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亲自为中央起草了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他在批示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在全党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很快见效，农业生产比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随之逐步改善，饿死人和得浮肿病的状况很快改变并扭转。

　　李志绥说毛对“横行”的浮肿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视”，“十分残酷无情”。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话，无非还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我从它背后，仿佛闻到了充满敌意的火药味！

　　在困难时期，我常看见毛泽东心情沉重，寡言少语，独自在那里沉思。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夜里，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个人吃饭。毛的神情严肃，对我们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这类事实大多了。李志绥对这些却只字不提，而刻意渲染什么“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加腐败”。试想，如果真像李志绥说的那样，中国能够只用三年时间就克服了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吗？

　　2、不存在的党内分歧

　　关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李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目了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会上讲的。”“刘少奇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于支持包产到户的方法。”“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听李志绥的口气，他是参加了广州会议的，而且听了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的发言，还很有把握地称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其实，李志绥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这一段话又是李志绥及其同伴胡诌出来的，搞得牛头不对马嘴。

　　广州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包产到户（或称“责任田制”），甚至连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个问题都没有讨论，主要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是为了克服农村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顺带说一下，李志绥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说成是《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广州会议是干什么的。

　　至于邓小平的那句“名言”，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中说的。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讲的话，李志绥怎么会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就听到了呢？李志绥不说亲自“听到”还好一点，那样还可以给自己留一点辩解的余地，如果有人指出来，可以推说是听别人说的。他却偏要摆出一副会议参加者的样子，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对中共内情十分了解，干脆写上个“第一次听到”，这一下子坏了，马脚全都露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回忆录”的作者们，不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什么人，谁也没有在广州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或称“包产到户”）。

　　刘少奇、邓小平等提出同意搞”包产到户“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一年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例如，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回到湖南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时，还制止了有的社员向他提出搞包产到户的要求（这是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带着调查组到这里调查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说明这些事实，不是说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制不对，主要是为了揭穿李志绥所谓“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至于什么“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实。

　　但李志绥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骇人听闻的话来：“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五年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很可能把李的这番刻画细致、有情有景的生动描写信以为真。噢！原来“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毛早在五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就“深思熟虑”地决定了。但是，只要看一看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类谎言就不揭自破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下放河南回来后不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毛身边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到江西省贵溪县蹲点、调查和参加劳动的。九月初，省委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南昌。回到南昌，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才告诉我，毛要我立即上庐山。

　　我见到毛，他说，会议很忙，有许多文件要看。他让我帮助他筛选文件。我看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和会议简报，每天选送给他。由于会议文件多，工业问题较农业问题复杂，所以毛集中精力研读文件。在我送文件和同他的交谈中，从未发现毛对会议有什么不满的情绪或表示。李志绥既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也没有看过一份文件，怎么能断言中央领导人有严重分歧呢？

　　我比较熟悉毛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李志绥编造的那种昏话，决不可能出自毛之口。李还伪造了许多话强加于毛：什么“高帽论”、“争宠论”、“我就要用英美派”。“英美派万岁”等等。我在毛身边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听到毛讲过这类观点，也从没有听到过他用这种口气谈话。

　　李志绥的“回忆录”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任意编造他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个别谈话”，特别是他同已去世的人的“个别谈话”，而且往往还要带上一句：对方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谈。李以为这样一来，“死无对证”，又是独家新闻，就可以以假乱真。可惜他疏忽了，有的人虽然去世了，但不少的见证人还在，大量的会议记录仍在，并不是由他怎么说，便可以把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的。

　　（六）所谓毛泽东批评陈云的批语

　　1、“毛批”疑案

　　李志绥说：“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后，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治安危，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件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后被拿来用作批斗陈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李还说，一九六四年，徐业夫“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份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后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么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

　　李志绥在这里编造了一个直接牵涉到我的故事，伪造历史，欺骗读者。

　　第一，毛泽东有没有这样一个“批语”？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即根据陈云讲话精神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这个报告起草后，周恩来曾经将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形势的估计）送毛看过。在五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针。

　　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为讨论这个报告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说：“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会后，周在五月十九日将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通知稿送毛。

　　五月二十四日，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退总理。照办。”可见，毛泽东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是赞同的，不是像李志绥说的那样对陈云极为不满。所谓毛的“批语”，完全是李志绥凭空捏造的。至于毛对陈云等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不满意，是一九六二年巡视外地以后的事，那是他的看法后来起了变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也没有写过这种批语。

　　第二，造田家英和我的谣言。李说，林克在田的授意下，把“毛批”给压下了。

　　本来，连“毛批”都没有，何来“压下”？从李的记述来看，好像他连我是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大清楚，给我安上一个“做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的头衔。在“文革”以前，先后给毛泽东做机要秘书的，只有叶子龙、罗光禄、高智和徐业夫，我从没有做过机要秘书。就从收发文件来说，中央有关人事问题的文件、档案，从来都是领导人亲自密封后，再由机要秘书传递，决不会不经密封就交秘书传递的，更不可能由秘书随便看并且把它压下。这是起码的常识。李志绥把自己描写成参与机密的核心人物，其实他不过是个医生，连保密文件如何处理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再说，这是财经小组的报告，批件应该送财经小组，不应该送中央书记处。

　　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毛批”，而且要我交给中央书记处，我有这样的胆子，敢压这样的文件吗？而且一压两年之久，毛泽东居然不闻不问，中央财经小组也没有人催问一句，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吗？

　　我确实也接触或保存过一些机密文件。这类文件，我们都是锁在办公桌或保险柜里。如果有这样重要的文件，竟敢压在褥子下面，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据李志绥说，我压文件的事，后来是徐业夫报告了汪东兴和毛泽东。徐业夫已经死了，汪东兴还健在，他否认有这件事。再说，如果真有私压毛泽东批示这样的大事，我还能不受批评处分吗？可我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批评处分。

　　2、我被外调的实情

　　至于说“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那更是信口开河。

　　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毛的指示，我到了河北新城县参加“四清”工作，半年后又回到中南海。我调出中南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总之，李志绥越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深知中共高层内情、处于重要位置的角色，就越是在事实面前栽跟头。事实上，他又根本不处在这样的位置，不知道多少内情，就只好在那些参与者的帮助下，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结果漏洞百出，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那些绘声绘色的描写，还是可以起一些欺骗作用的。但是，欺骗作用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七）关于逮捕江青

　　1、谁参与逮捕江青？

　　李志绥的“回忆录”在其“序幕”和结尾两次讲到逮捕江青的事。

　　“序幕”里说：“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

　　结尾说：

　　医疗组向政治局汇报毛发生心肌梗塞和抢救情况的会议结束以后，“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了他。他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汪说：‘主席死了，就不好弄了。’我说：‘那可不见得。’汪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还说：“汪东兴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李志绥扯了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弥天大谎。像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机密，行动前只能有极少几个人知道，怎么会事先向一位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保健医生征求意见？又有什么必要向他通报情况？

　　我又问了汪东兴。汪东兴断然地说：“李志绥在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时（指一九七六年七月。──林克）还提不到抓江青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在两个月前就告诉他？”“中央最后粉碎‘四人帮’的计划，那是绝密的东西，怎么能告诉他？粉碎‘四人帮’跟李志绥毫无关系。李志绥所说的逮捕‘四人帮’的情况也不对。”

　　事实上，确定逮捕“四人帮”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参与决策并指挥这场行动的只有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等极少数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连负责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等人都是在行动之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

　　2、自抬身价

　　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还编造了一个谎言：“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指华国锋。──林克）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手写的纸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华国锋当时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有什么必要给一个保健医生看这些纸条？真正的见证人汪东兴回忆说：“事实是这样的。毛主席会见外宾，华国锋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后稍事休息，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写了三个条子。谈话后，华国锋出来，走到大厅，把条子摆在桌子上给我看，告诉我毛主席写条子的经过和同外宾谈话的内容。当时只有华国锋和我两个人。”

　　这就是事实真相。李志绥编造出这么多连毛泽东身边的秘书都不能与闻的事，他扯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要是真相信了黎安友之流的话，把这本书当作“真实”的“最深刻入微”的“著作”，那就非大上其当不可。

　　通观这本所谓“回忆录”，李志绥千方百计弄虚作假，给人们造成一个突出的印象是：

　　毛进行的一些重大活动：开会，同人谈话，会见外宾等等，都有李志绥在场、陪伴，李并且经常同毛单独谈话。李志绥还可以同许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等单独对话，谈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

　　李志绥的目的是，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为可以直接接触党中央核心的一个人物，这样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肆意地编造毛的“谈话”、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欺骗读者。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这些都是假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就是凡是涉及中共内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除了他引用的已经公开的材料以外，只要是透露所谓“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地方，就必定出错。这还不值得深思吗？我为他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感到可怜、可叹、可悲和可耻！他的谎言构成为历史的笑柄。

　　李志绥“回忆录”中对事实的伪造，实在是举不胜举，驳不胜驳。要一一揭露，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及。我也不想在一些琐碎问题上过多浪费我的笔墨。但是，只就以上所举的这些事情的辨析，我想，读者就可以了解李志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这本“回忆录”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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