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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三十余载乱云飞渡

 

文/戚本禹 张杰 2016年05月10日 来源:破土网 察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编者按】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自十九年后彭德怀被平反,此后的三十余年来一直非议不断,可谓与庐山同处乱云飞渡之中。先期的“回忆录”“专访”“真相”等文章,凭借话语权优势,先入为主,把“庐山会议”评判得一塌糊涂。所有涉事者都干净了,基本上把所有的、乃至前三十年所有的污水都泼给了毛泽东一人。然而,随着近几年网络舆论的有所解禁,揭示另一种真相的“回忆录”“专访”及有关议论等文章纷纷曝出,原来某些自我漂白过的人,或被刻意漂白过的人,真的并不那么干净。
  如今追溯历史,已无关清算什么旧账,无非是拂去乱云,见庐山真面目,还历史一段清白。

  


戚本禹回忆“庐山会议”

文/戚本禹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周、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的值班记录。

  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

  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前些年,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周惠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李锐所揭发和交代出来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一听,原来彭德怀他们不只是对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有意见,而是把矛头针对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的。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黄克诚是总参谋长,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马上就从克服大跃进中的错误,转到了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这样一来,“庐山会议”就彻底转向了。不仅彭德怀等领头的几个人受到了批判,连田家英也在小组会上受到了批判。

  田家英从“庐山会议”回到北京之后,就在我面前连声地大骂李锐,说他是个小人,小人,卑鄙无耻的小人。胡乔木也说,李锐怎么可以把我们在私下里聊天所说的话,都断章取义地说出去呢。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宣布从此与李锐断绝往来。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①。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厉害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它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讲这样的话?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

  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惠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惠。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边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策,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个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还厉害。

  应该遭到最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确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注:
  ①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叛离延安,投奔了蒋介石。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本文为“破土网”首发﹞
 


请和历史对质──致李锐的一封信

文/张杰

  李老:

  您好!

  前段时间,因为我在网上公布《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材料,您老多次表示要和我对质,这让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错了对象。

  为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由于有机会参与档案整理工作,而接触到了这份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将其公布了出来。至于如何评价这份记录,周惠老当时的谈话对还是不对,如何看待您老在“庐山会议”上的作用等等问题,自有史学界自己去作出结论,您老和我有什么可对质的呢?

  此外,“庐山会议”的主要当事人、见证人均已过世,您这时侈谈对质,是不是一种打“假老虎”式的勇敢呢?从逻辑上说,您应该要求公布档案才是合理的。

  坦率地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您老都是非常尊敬的,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庐山会议实录》等专著,我都认真地阅读过,我不仅钦佩您老的学识,也很敬仰您老的人格。但正因为如此,当我意外地看到“周惠谈李锐”这份档案材料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您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也从此坍塌了。

  要不要公布这份材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公布这份材料一定会给您老的精神和身体造成创伤(春节期间,一位曾被您老“授权”的朋友在一次饭局中透露说,您老在看到这份材料后即开始便血,几乎晕厥,我听到此消息后深感歉意),而且,即便我不公布,按照程序这份材料早晚也会公布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年来您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愈战愈勇,不仅把当年的“主公”毛泽东推下“神坛”,还死命地往泥里踩,自己却反身跃上神坛,享受众人的顶礼膜拜,就觉得公布了也好──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至少,这份材料可以让您老冷静一点,说到底也是对您老的爱护。

  这份材料是我在工作时看到的原始档案,按照规定是不许抄录、复制的。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就擅自抄录了一份,我承认这是违反制度的。在网上公布时,为了避免给那些仅仅是履行了自己技术性职责的党史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您老为了推翻这份材料,做了很多辩白,但这份材料为我亲眼所见,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让我们一起等待档案公布的那一天吧。

  在此我也想向您求证一个问题,曾经担任周惠同志秘书的田聪明同志写过一篇《忆周惠同志》(《百年潮》2005年第10期),文章中说:周惠老在病床上曾经和田聪明同志谈起,在庐山会议上,有“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会议“‘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位“要好的同志”是谁呢?是您吗?如果不是您,那是谁呢?另外,他指的是不是您跪在“主公”床前揭发彭总组织“军事俱乐部”那件事呢?

  我觉得,您老与其急于否认这份材料所披露的事实,倒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考虑一下自己的晚节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您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说是热血青年,被党和领袖赋予了政治生命。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是党内最早对毛做偶像化描述的人,您也是毛最早的“超级粉丝”之一。“庐山会议”后您的政治命运虽有波折,但这也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革命岂能如在长安街上散步那样惬意?

  前半生既如此狂热,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当初的理想与信仰弃之如敝履,以诋毁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主公”做为献给新“主公”的投名状?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话说,无论是按新道德还是旧道德,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顾顺章等历史垃圾归入同一序列。李老,现在还不算太晚,您忏悔吧!您老如果真心忏悔,还来得及,还可以被宽恕──您该不会真的相信,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历史就此终结了吧?

  李老,我要恳切地对您说: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和历史对质!是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投机革命的叛徒走入历史?请您三思!

  至于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愿意被无休止地卷入到这种旋涡之中,也不愿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等到这件事情的“热劲”过去之后,在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我愿意去拜访您,并当面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毕竟,在您的名声和尊重历史之间,我不得不不选择了后者,请您原谅!

  最后顺便说一句,《炎黄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让《炎黄春秋》刊登我这封信以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我将会给您以极大的尊重。当然,如果不刊登,也没有关系,因为《炎黄春秋》作为反毛的阴谋史学的大本营,是出了名的,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种荣誉。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张杰 顿首 2010/5/9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文/张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又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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