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主编:张秀平 王晓明


 

91 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
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
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
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成立,
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
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
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
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
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
“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
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 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
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
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六百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
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
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
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
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
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
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 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
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
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
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
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二十多人。
  在广东, 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
“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
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
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 6月17日,川汉
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
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
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
  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
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十天就发展到十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
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
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
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
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
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
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
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
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
死三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
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
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
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
二十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
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联络和组织工作,
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
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
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
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
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
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
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
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
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
功绩。

 

92 辛亥革命

这场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
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垮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这一年按中
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这次震惊中外的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
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
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
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
发展,鼓舞了各地群众运动蓬勃高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根据不平等条约
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
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
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逐渐控制了新军的领导权,到武昌起
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 1911年4月,广州黄花
岗起义失改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总部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
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同年夏天爆发了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
调入川,统治者在武汉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组织了起义的领导机构──临时总司令
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为参谋长,制订了起义
计划。原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十天(即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俄国巡捕循声而至,搜去旗帜、
符号、印信、文告等物,并转交清政府,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这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清政府已将
起义总部及其他机关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个别逃走。当晚,湖广总督瑞澂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
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同时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严重。
  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决心奋起反抗,死里求生。10日晚 7时过后,武昌城
内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辛亥革命
的第一枪。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
望台。各处闻声响应的起义士兵一齐拥向楚望台,当即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澂。但这时起义规模不断
扩大,熊秉坤指挥不了,于是找了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连长)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在吴兆麟的指
挥下,当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一千余人,虽然
以强大的火力阻击各路大军的进攻,但均未得手。午夜时分,革命军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澂听见炮声
吓得惊魂丧胆,从督署后墙打开一个洞逃跑。 11日晨2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
署,并于当天攻占武昌全城,武昌起义胜利了。
  10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都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尚在
美国,黄兴又在香港,这次起义前推举的领导人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
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由
吴兆麟等提议,把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找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原来湖北咨议
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找来当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便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只好
组织谋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五天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了,他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
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公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军政府。革命党
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
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湖
北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湖北军政府宣布所
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
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
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在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政府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
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
“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愈”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政府
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从河南彰德老家“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
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
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四万人。
  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群众手持刀矛助战。10月19日,革命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
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
  10月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28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
劫市,大火延烧三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2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
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17日退守汉阳。21日,清
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四十天阳夏战争结束。
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
一个多月,全国二十四个省中,就有十四个先后宣告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
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震惊中外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
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
时,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爆发立即在亚洲
和世界激起巨大反响,它迎来了二十世纪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93 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诞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从10月10日到11月27日的一个多月里,先后有湖
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十四个省
和上海、重庆两市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二十四个省的半数以上。
  武昌起义胜利和十四个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1911年11月,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争夺筹
组中央政府的活动。 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速派代表
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这一通电遭到上海、江苏、浙江军政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抵制,他们
要求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并提出有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
海的三个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代表在上海开各省
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武昌集团不肯退让,仍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因为武昌是首义之区,多数省
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在武汉。最后,上海方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
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须留一人以上在上海,为通信联络机关。11月27日,汉阳失守,
武昌城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11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
中央政权。会议除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外,还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宋教仁也从武昌到了上海,使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
中心。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
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
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却不甘居于黄兴之下而反对。14日,武汉、上海两地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5日,会议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
表唐绍仪已抵汉口,袁世凯有赞成共和之意,立即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
  而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的职权,并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当时黎元洪在武昌,由黄
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切消息,留在上海等候
孙中山的归来。
  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伦敦、法国马赛
回到上海。全国各界一致要求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
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下午抵达南京,一时欢呼声震天,军乐齐奏,
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二十一响。傍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设在过去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天
王府)。晚上11时,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
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
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
山全集》第2卷第1页)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规定对内方针
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
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洗清政府“辱国之举措”。
  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
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
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
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胡汉民为总统府
秘书长。1月28日,改各省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
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颁布了许多有利
于发展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规定:“中
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
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
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
家宅、保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
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
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疍户”(即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
权利。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
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
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封建迷信。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
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继续开办下去。
2月5日,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财政部统一管理外国借款和在国内发行的公
债。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提倡以自由平等
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
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新办了一些
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为了换取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
认,避免列强干涉,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承担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
和赔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在经济上实
行封锁扼杀,在军事上进行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
两手,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
些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下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
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夭折,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
朝的灭亡和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从此,
共和政体深得人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
独裁统治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论是袁世凯自己想当皇帝,还是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
辟帝制,都遭到人民的唾弃,很快就垮台了。
  历史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彻底进行民主
革命,又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裂,所以它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

 

4 清帝逊位

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后一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北京紫禁城往日的宁静。为了对付武昌起义,在武汉三
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即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一军,日夜兼程地
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另一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第二军,在军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
遣。这些北洋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当然不会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军队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
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再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
列强也竭力催促清政府重用袁世凯。在这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10月
14日颁布谕旨,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老
奸巨猾的袁世凯认为湖广总督的职权太小,便以“足疾未愈,难肩重任”为借口,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
任命。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新军当然不肯卖力。起义军的不断进攻和北洋新军的溃退,给袁世凯抓到与清
政府讨价的好机会。清朝的达官贵人,川流不息地进出河南彰德洹上村袁府。
  荫昌由于指挥不动冯国璋等人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特地跑到袁府去“促驾”。冯国璋专程去彰德晋
见老上司,袁世凯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0月20日,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
奉命到袁府探听价码,袁世凯提出六条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及
军队编制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让徐世昌转告清廷当权者,当年说我袁某人有“足疾”,
把我赶下台。现在,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别想我袁某的“足疾”会好起来。
  袁世凯稳坐钓鱼台漫天要价,帝国主义列强连忙帮腔,它们抱怨清政府不该只给袁世凯一个总督职
位,而应让他出来组织内阁。在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0月27日发出“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
节制前线水、陆各军的权力。
  袁世凯本想要足了价钱再出山,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使他也不安起来了。于是,他表示接受
钦差大臣的任命。
  10月30日,他从彰德老家赶到信阳,立即指令冯国璋加速进攻。 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革命
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尽快回京筹组所谓“责任内
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了新内阁。不久,袁世凯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迫
令摄政王载沣辞职,退居藩邸。
  就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同清政府讨价同时,又积极拉拢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停战,“和平了结”。11月
2日,清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又提出立即进行和谈。头两次谈判,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
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和议。南方代表
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从12月18日到31日在上海举行了五次会谈。主要问题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
共和。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本无成见,他目的只是窍取政权。所以,当他12月27日接到在上海的谈判
代表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
国体问题表态。在28日的御前会议上,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会讨论国体问题。31日,南北双方决定1912
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至此,议和谈判似乎即将告成,袁世凯深表满意,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
的宝座了。
  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受到猛烈
的一击。在“南北议和”的策略受挫后,袁世凯又使出了“抢夺临时大总统”的策略。帝国主义列强也
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孙中山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也无力冲破革命阵
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
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宝座可抢到手,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威势向清廷“逼宫”。1月16日,袁
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
后,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
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吵不休。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
大,如长此拖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赵
秉钧、胡惟德和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19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行威逼和诱骗。赵
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
个统一政府。袁世凯本想以这种方法达到既迫清帝退位,又推倒南京临时政府的目的,由他独掌大权。
袁世凯这个一箭双雕的把戏,结果弄巧成绌,清朝的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
的王公贵族一边。良弼等“宗社党”分子在会后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在天津组阁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四项条件:
一、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二、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的组织事宜;三、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
四、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功,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
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1月22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
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并且把南
北议和的真相公诸全国。贵族少壮派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袁世凯欺负孤(指
宣统皇帝)寡(指隆裕太后),甘当王莽后裔。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想到竟两面受挫,十分狼狈。他为摆脱窘境,立即在暗中加紧,“逼宫”的步
伐。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不少省督和驻外官员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1月26日,良弼在回家途中
又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惶惶不安。1月29日和30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
以取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
退位条件。袁世凯于当天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
  2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经过南北双方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项,规定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
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退位后的清帝费用每年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给;清帝暂住紫禁
城,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其奉安典礼,
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付;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
些“优待条件”,于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逊位,宣告了在中国大地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软
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得到初步实现。2月
14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正式解职)。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
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执掌了全国大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

 

95 二次革命

“诛奸讨逆再造共和”

  二次革命是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斗争。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1913
年,旧历癸丑年,而主要地区又在江西和南京,故亦称癸丑赣宁之役。
  袁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初期,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在革命党人手中。同时革命党人在袁
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也想了种种办法来限制他们的权力。1912年3月,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革命
党人还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会党组成了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惊醒了革命党人。这一年的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
取得多数席位。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
出任内阁总理。因而宋成为袁世凯专权的最大政敌。是年 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伤重致
死。后来,大量证据证明此案的主使人是袁世凯。宋案真相大白,袁氏遂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孙中山首
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 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便在黄兴
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并反复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
  宋案发生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万人之多。各地
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
  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
讨袁。而袁世凯则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帝国主义为了扶植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
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作为袁世凯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采取先
发制人的手段,电会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员,开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
兼代国务总理。
  确立“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
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 5
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 5月21日,袁世凯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江
西都督职;14日,罢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罢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
省军政大权。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 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
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
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
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
  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
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
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及两月,各地讨袁军相继
失败,长江各省被袁控制。江西方面,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
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 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
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于日本。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了其反革命的武
力“统一”。

 

96 袁世凯复辟帝制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倒行逆施者必自食其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1915年12月12日发生,结束于1916年2月25日的一场闹剧。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淮系军阀袁甲三的侄孙,是个纨绔
子弟,曾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1882年(清光绪八年),随吴长庆督兵赴朝鲜。
  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李鸿章保荐继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后以道员升调,留驻朝鲜全权交涉通
商事宜。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其见局势严重,便请调回国。战后,袁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听候差委。他命
幕友译撰《兵法》12卷,因缘层递荣禄,受到赏识。甲午战后清政府以湘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
袁遂受到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的推荐,于1895年12月,被派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袁以此为基
础,并增募人员,编练“新建陆军”七千余人。1897年,清廷以袁练兵有功,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
管练兵事宜。 1898年9月,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帝支持下达到高潮。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密谋
发动政变进行镇压。维新派鉴于袁参加过强学会,懂外交,掌握军队,清光绪帝于 9月16日召见他,特
赏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当局势危急之际,维新派要他“杀荣禄、除旧党”,以助新政,他满口答
应。但他回天津后,竟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从而把维新派投入血泊之中。为此,袁深得慈禧
太后的信赖,并从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1899年6月,袁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
率军在山东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署理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
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
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
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 1905年,袁拼凑成北洋军六镇,实额共6万多人,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全
是他的嫡系。至此,以袁氏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
具。袁的权势急剧膨胀引起了满清贵族的猜忌,终于在1907年被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机大臣
兼外务部大臣,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帝继
位,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老家“养病”,从他手中夺回了大权。1911年辛亥
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 1912年2月,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用军事威胁和谈判相结合的
反革命两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 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
乞求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用不到两个月时间,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袁在镇压“二
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
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
的立法程序, 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
数千人,打着“公民团”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
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 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
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
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
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
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
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权,而且
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
区别。为去掉“民国”这一牌号,袁世凯对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据不完全统计,
在袁世凯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过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
  特别严重的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袁世凯认为条
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 1915年8月,首先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
(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公开叫嚷让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又指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
人和革命派的叛徒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
诒等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 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
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 2月11
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
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一百二十八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
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
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袁世凯卖国称帝的倒行逆施罪行,激起全国人民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
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
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
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
八十三天。
  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
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
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感到焦头烂额,头晕目眩,从此一病不
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97 护国运动

铲除帝制,恢复共和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大做“皇帝梦”,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一场反帝制、反复辟、反卖国的运动席卷全国。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高举反袁斗争大旗。 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
党,自任总理,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决心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完成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
  黄兴和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洲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也
放弃“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重新举起反袁旗帜。
  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为了不致落为
“牛后”,也反戈一击,走上了反袁道路。
  1915年8月24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梁启超提出由他作
篇文章,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但蔡锷需要伪装拥护帝制,麻痹袁世凯,以便逃出北京。此后,师生两
人依计而行。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杨度等
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指出袁世凯不宜称帝,希望不要逼到非动干戈不可。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和威
胁,毅然于9月3日将洋洋万言的文章在京津各大报发表,对袁世凯及其洋顾问古德诺进行揭露和讽刺。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给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当头一棒,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从天津回到北京不久,即邀集袁世凯的心腹孙武、唐在礼等军界要人在自己家里举行赞成帝制
的签名活动。他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签名于后”题款一行,并率先签了名。之后,又故意
与京中名妓筱凤仙打得火热,佯装不问政治。但暗地里一面密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
速作反袁准备;一面派专人送信给黄兴,报告准备回云南发难,请黄兴予以协助。与此同时,蔡锷去天
津与梁启超、汤觉顿以及刚从贵州来的戴戡、王伯群等人最后议定:
  袁世凯一旦下令称帝,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越一月后响应,广西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
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奔赴
云南,梁启超在天津准备起义文告,蔡锷回京打发家眷南归,作好出走准备。
  11月17日,蔡锷以治病为名微服出京,再住天津同仁医院。19日凌晨,他到梁启超家与老师告别。
两人互相约定:
  成功,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继续作自己的学问;失败,宁可死也不跑租界,不跑外国,反映了蔡
锷为争国格、人格、维护进步的共和制而发动反袁起义的真诚动机。天色微明,蔡锷身着日本和服,由
梁启超密派周善培和殷承瓛陪同,登上日本商船山东丸,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瞒住袁世凯以后,巧妙躲
过密探的监视,从日本横滨经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同唐继尧以及早两天到达这里的李烈
钧等胜利会合。
  当时的云南,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早在蔡锷入滇之前,云南人民反对帝制就已不是什么秘密
了。报纸公开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滇军中下级军官日以促唐继尧起兵讨袁为事。在云
南人民和滇军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对讨袁军事也有所部署。蔡锷回到昆明,大大加快了起义步
伐。
  12月22日,唐继尧召开军事会议,蔡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23日,以唐
继尧、任可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于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
  12月25日,袁世凯对唐继尧等的要求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
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十九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按照中华民国元
年旧制恢复都督制,推唐继尧为都督。护国军编成三个军,第一军主力由蔡锷率领,罗佩金任参谋长,
下设三梯团六个支队,出四川,得手后进取武汉;第二军为偏师,李烈钧率领,下设两梯团三个支队,
出两广,相机进取湖南、江西,得手后与第一军在武汉会师;第三军由唐继尧率领,下设五梯团十一个
支队,负责补给和警卫后方。
  另有挺进军司令黄毓成、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所率部队相机接应。又委熊克武
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讨使,开辟敌后战场。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当时非常悬殊,护国军总兵力两师一混成旅,共2.1万多人,入川部队有六
七千人。袁世凯总兵力十三个师,十七个混成旅,总计三十八万多人,在前线的是四个师三万多人。
  护国战争主要战场在川南。 12月27日,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刘云峰第一梯团首先出发,次年1月
21日攻克叙州(今四川宜宾市)。 1916年1月16日,蔡锷亲率护国军第一军主力赵又新第二梯团、顾品
珍第三梯团挥戈继进,直指川南重镇沪州。 2月6日攻占沪州。2月中旬,护国军在纳溪一带屡挫曹锟、
张敬尧的气焰。3月17日,护国军重创张敬尧的第七师,使北洋军不敢再进攻护国军。
  护国军还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
  2月21日,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向广西前进,迎击奉袁世凯之命进犯云南的粤军龙觐光部。3月中
旬,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与挺进军黄毓成部,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龙觐光
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 3月15日,陆荣廷乘机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粉碎了袁世凯从后路进攻护国
军的阴谋。李烈钧进军广东,护国战争进入高潮。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 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和,妄图退保总
统地位。但护国军没有受骗,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无调停可言。蔡锷同意自3月31日起停战一周(以后
又两次各延长一月),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筹划军备,以图大举。陆荣廷一面北攻湖南,威胁袁世凯的心
腹汤芗铭;一面配合李烈钧进攻广东,迫使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
  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
蔡锷、李烈钧、龙济光等为抚军的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与袁世凯政权相对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发表宣言,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
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选集》第114页)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
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
  在护国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斗争下,袁世凯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
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6月6日,他忧愤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月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参加护国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以为大功
告成。 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接着,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
结束。
  反袁护国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
胜利。蔡锷主动发难,善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功不可没。
  护国运动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制的目的。因此,护国运动仍
然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打倒的仅仅是一个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段祺瑞,仍是帝国主义
压迫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来看,护国运动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98 护法运动

“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权”

  护法运动是1917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
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
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
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
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
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
式揭起护法旗帜。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他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
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
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 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一百五十多人,由于不足法定
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 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
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
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
开始。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川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护法战争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成立前,段
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将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
各界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湖南自主。10月
6日,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
战争正式爆发。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山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
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
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
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
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总之,护法军一度取
得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
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政府内部
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态度。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
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
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
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
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1月,西南
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
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 3月,
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 4月10日,非常国会
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
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
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
  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沉
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
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
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废除大元帅制。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 5月21日,孙中山在
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99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
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
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
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
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
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
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
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
从1915年9月15日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
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
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
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 1916年9月出版
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
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
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
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
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6年初,
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
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
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
危害。《新青年》从 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
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
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
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
全是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
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
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
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
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
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
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
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
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
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
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
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
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
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100 五四运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
  1917年11月7日, 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资
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
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发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
争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战后世界问题, 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向会议提出三项要求:1、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2、取消日本同袁世凯
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3、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中
国人民对和会曾抱有希望和幻想,以为“公理”可以战胜“强权”,中国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但巴
黎和会在英、法、美等国操纵下,对前两项要求根本不予讨论,说什么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关于第
三项要求,日本态度蛮横,以北京政府在 1917年9月曾以换文形式表示“欣然同意”为理由拒绝归还。
和会竟然同意日本的要求,把转让山东权利给日本写入对德和约中。而且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
约”上签字。幻想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于是,长久以来蕴
藏在人民心里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5月4日下午,北京的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
阀政府的卖国。他们发表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
和约签字”等口号,反对巴黎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举行了游行。游行队
伍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抗议,但刚走到西口就被军警阻止不许通过。愤怒的学生于是决定找卖国贼曹
汝霖算帐。他们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过御河桥,顺东长安街穿过东单牌楼,经米市大
街、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几名学生从临街的窗洞跳进去
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曹汝霖躲藏起来,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从曹家跑出来的章宗
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三十多人。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总罢
课,表示强烈抗议,并通电全国。第三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宣布辞职。李大钊等代表教职员,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要
求挽留蔡校长,向反动政府当局进行了斗争。7日,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同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
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26日,上海学生举行罢课。与此同时,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学生也都纷纷
起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在北京、长沙、天
津指导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点燃起的爱国火焰,迅速地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
  6月3日以后,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上海工人首先起来罢工,
接着商人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从此,爱国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
范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的中
心也由北京转移上海,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显示了伟大的力量。
  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在广大群众,特别是无产
阶级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压力和旅法华工、学生的包围下,
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政治斗争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革命阵营。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数十万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
的先锋。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威
力,成为争取这次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切表明,五四运动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
础,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五四
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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