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德强 2004年09月09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抵制共产风还肯定了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及他的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而中央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采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的，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因为上有毛主席、周总理，他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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