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毛泽东专题 >> 毛泽东1959年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2015年08月17日
 

  

   【按】1959年2月,主席再次调研考察到郑州,于2月27日~3月5日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主席分别进行了五次讲话,此为讲话的记录稿。“讲话”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及违背“价值法则”行为予以了严厉批评,同时责令“一平二调三收款”错误必须纠正。谈话中还着重提到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的“本位主义”问题,但主席并没有完全责怪,相反却站在农民立场上予以了支持:“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认为“瞒产私分”是大刮“共产风”所迫使导致的,是因为公社干部和上面领导脱离群众、违背价值法则所促成的,是农民群众出于生存本能的一种反抗。主席反复强调要承认所有制,要承认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与区别,不能盲目搞“共产”。
  主席于第五次讲话的结尾时说道:“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可看出主席有些生气了,也由此可见向下面贯彻一项正确的思想和决定是有阻力的。但真正的阻力究竟在哪儿,是地方还是中央?当时谁若站在广大农民利益的立场上为“瞒产私分”说话,是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可主席偏偏站过来了:“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而今天为什么有人要把大跃进的“狂热”以及“共产风”的帽子反推到毛主席的头上?真相正一层一层地剥开。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做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做,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①,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②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注释】
  ①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的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无论到期未到期统统收回。
  ②一大二公:毛泽东解释称:“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按:但政策上允许个人保留有一定的自留地,并非全部不留地交公。后来共产风刮起来后,把“公”给弄得跑调了,竟搞起私人财产全部充公。)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

  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按:原材料、折旧),剩一万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

  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地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地提积累,要正当地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地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地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得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釆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得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地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

  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

  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

  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
  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

  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

  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要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按:指类似做法,前面做过比方),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凤”。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

  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

  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

  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

  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按:有一些同志对毛泽东3月1日前所讲的若干内容,似乎有些不通,感觉毛泽东的道理有些不妥。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写了封信:

  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

  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按:指被搞过的地方)。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哪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的,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地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份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①,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②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招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

  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

  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③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④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

  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⑤,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三十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二十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⑥。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

  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七十万个小社,一社五十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注释】
  ①此句“向”,是过去口语中的习惯,是“到……那里(这里)”“从……那里(这里)”的意思,不做“给”讲。
  ②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27日):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党中央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武昌会议在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问题。会议首先传达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然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讲了话。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的内容主要有:1、破除迷信,保护科学;2、必须老老实实,不要作假;3、要“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4、关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这次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为克服当时工作中急躁冒进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③赵尔陆(1905—1967):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④王鹤寿(1909—1999):1956年5月至1964年4月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⑤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
  ⑥此指分头行军打仗。
  ⑦邵大哥:即邵式平(1900—1965),江西弋阳县邵家坂人,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时期,邵式平与方志敏是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南局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在党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人皆亲切称之为“邵大哥”。1965年3月24日因病在南昌逝世。

  
  

子夜星网站
Personal Website. Created by Midnight Star. Copy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