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华初：回忆大伯毛泽东
　 
　 
摘自《实话实说丰泽园》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革命是艰难的苦差事”

　　我从湖南韶山到延安，第一次见到大伯毛泽东是在1938年7月的一天下午。

　　我遵照淑兰妈妈的叮嘱，一见大伯，叫了一声“大伯”，行了90度的鞠躬礼。当时，大伯正在伏案处理公文。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我，笑着摸着我的头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当时我真急了，便忙抢着说：“妈妈说这里有书读，我不回去。”

　　“这里是有书读，但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都有可能轰炸延安。要跑飞机，要跑路。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头，你在这里吃得消吗？”

　　我连忙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苦。我给地主放过牛，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什么苦都吃过，吃得消。”这时大伯高兴而又风趣地说：“啊！我还不知道，你原来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一句话使我定下心来。接着大伯又严肃地说：“不过，要记住，你过去是吃过旧社会的苦，吃过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种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

　　陕北的初冬，河川已开始结冰。1941年初冬的一天，大伯在马家沟参加中央会议后，返延安途中来看我们中央军委二局同志们。

　　大伯给我们讲了国内外形势，最后勉励大家说：“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确切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要指挥打胜仗是困难的。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你们一个人能起到一个师的作用。”接着他又诙谐地说：“我看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你们看，我因为有了一点名气，就不自由了，敌人在算计我，警卫人员要管我，行动就不如你们那么自由。所以，我说还是做一个无名英雄好。我们的事业要取得胜利，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无名英雄。”

　　一个夏日，我去见大伯，正巧遇到彭真、王若飞到访。大伯向彭真和王若飞介绍我说：“他是一位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泽民在家里的爱人王淑兰带养的。他这么小就做过工，讨过米，坐过牢。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的法西斯独裁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这样的孩子流落他乡，无人照管啊！估计自鸦片战争以来，到处流落，包括已死的恐怕有两千多万到三千万人。”彭、王都说：“有两千多万。”接着大伯斩钉截铁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枣园的每匹马都有牌子”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大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亲自赴重庆，以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团结、反对分裂的诚意。

　　1945年8月25日，在机场大伯右手取下灰白色的盖帽，高高举向天空，用地道的湖南家乡口音说：“同志们！我去重庆以后，大家要照样工作。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干，就怎样干，绝不要顾及我的个人安危。”表现了安危置之度外的崇高品德。

　　一个多月过去了，蒋介石在战场上失败后，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才在10月签订了双十协议。

　　十月的延安，阳光灿烂。我们的队伍集合后，急行军去机场迎接毛主席。当大伯走出机舱挥手问候“同志们都好”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机场、山谷。

　　当天晚饭后，我跑到杨家岭看望大伯。叶子龙说：“主席和首长正在陪客人吃饭。今晚礼堂有晚会，等一会我们一起去礼堂见吧。”礼堂里木炭火烧得温暖如春，大伯和张治中先生并排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我走向前敬了军礼，问声好后，便站在大伯的身旁。这时张治中先生说：“我张治中迎送主席已是两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可不要忘记了我张治中啊。”大伯笑着说：“请你放心，我们共产党对一切爱国将领、爱国民主人士，都不会忘记的。对你张治中先生更不会忘记。”大伯许下的诺言，仅四年后，便在北京成为现实。

　　1945年冬，我正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党中央决定将在延安的干部分往全国各地。我申请去东北。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高兴地唱着歌儿，来到枣园，向大伯告别。我立正向大伯报告说：“组织上已批准我去东北，过几天就出发。今天特来看望你老人家。”大伯高兴地说：“你要去东北工作，好！我赞成。”我试探着提出能否给解决牲口问题。大伯严肃而温和地教导说：“你想要一匹牲口？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块牌子，谁要拿去一匹都会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我不敢再作声了。大伯又关切地说：“你要点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随即他便叫警卫员取了两万元边币给我。临别时，大伯起身送我至院门口，又叫警卫将他自己穿的一件蓝棉大衣取来，交给我说：“现在天气寒冷，你把这件大衣拿去，早晚可以披一披。”这慈父爱子般的话，感动得我一时控制不住，两眼的泪花直涌出来。大伯又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鼓励我说：“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


　　“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

　　时光流逝得真快。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至1955年冬到北京，又看望大伯，已是整整10年。这时我在湖南省林业厅担任副厅长，到京参加林业工作会议。一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车将我接到中南海的一个周末晚会上。我向大伯汇报了到东北、南下回到湖南的工作过程后，大伯问我这次来京是做什么来的。我说是参加林业部召开的林业工作会议。一提到林业，大伯兴奋起来，一口气说出了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宜林荒山和荒山各占百分比数，一清二楚，真使我惊讶。

　　1961年3月组织上让我陪同乔木同志去韶山调查。

　　经过一个多月调查后，省委通知我回长沙参加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农村问题。4月14日，我带着乔木同志给主席的信回到长沙。乔木同志在信中说：“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我回长沙后，写了一张请求大伯接见的条子，和乔木同志的信，一并交张平化转交给大伯。

　　4月15日，大伯单独召见我。大伯说：“乔木同志的信和附来材料，我昨晚上都看过了。”我当时想，既然大伯已将材料看过了，我只应该抓急待解决的问题汇报。于是我汇报了群众要求解散食堂的问题，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大伯为了进一步探清问题的实质，又提问说：“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呢？”我说：“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大伯又追问说：“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我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若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再加上“小菜半年粮”，主粮就省下来了。”大伯理解地点了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森林那么严重？”我说：“因为集中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不禁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树都砍着烧了。”

　　大伯又发问说：“依你看食堂不办为好？”我说；“是的，群众都不愿办。”

　　“你们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在湖北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人，你主张解散食堂，那不是和你们的省委书记唱对台戏吗？”我说：“那也许是当时的认识吧。”我们谈的时间比较长。护士进来请大伯休息，我忙站了起来。大伯摇了摇手，要我坐下，又关心地说：“唐家坨（主席外婆家）生产队怎么样？”我说：“唐家坨一个屋堂，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小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团结性差。”这时护士第二次来催大伯休息，我起身告辞，大伯却又按了一下手，要我坐下，严肃地说：“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但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要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

　　4月26日，中央将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批转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食堂很快就解散了。


　　 “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

　　1962年2月，我正忙于清点行李，移交工作，准备赴广东中南局政策研究室报到，突然接到省公安厅长李强的电话：“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14日我们到达上海后，大伯先后召见了我两次。15日下午林克来电话说：“主席请你现在过来。”于是我急速来到九楼会客室。大伯高兴地握了我的手说：“你总是这样朝气蓬勃。王淑兰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好啊。”当我请示大伯今后调查工作的着重点时，大伯说：“现在已经有了六十条，规定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因此应以农村六十条为依据进行调查，看看有什么问题。”接着又指示说：“你到贺凤生那个生产队去一趟，调查一下他们那个队现在情况怎么样。贺凤生到北京来过一次，谈了一些问题，现在去看看解决得怎样。你下去调查研究，找几个知情的又敢说话的人，在一起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我每次外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几个人来谈心，会了解很多情况。开座谈会的方法好。”

　　半个月后，大伯从上海来到湖南。一天下午，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今天请客，要你去参加，下午五点钟你到蓉园四楼去。”晚上五点前，我高兴地来到四号楼。早已在座的有程潜、周世钊、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和汪东兴等。用餐时，菜很简单，一条红烧鱼，一碗红烧肉，几样荤素小菜。大伯用葡萄酒举杯向程潜、周世钊敬酒，互祝健康。汪东兴说：“主席好久没有吃红烧肉了。”大家敬大伯吃红烧肉。在大家劝请下，大伯吃了两大块红烧肉。自过苦日子以来，大伯一直不吃肉。这次访客，也正是表明形势已开始好转，苦日子基本过去了。
　

　　附：毛华初简介资料

　　毛华初，男，汉族，生于1921年3月10日（农历2月初2）。湖南韶山人，族名远怀字式谷。毛泽民养子。大革命时期参加儿童团，“四一二”后随母亲逃到长沙中山路地下联络站，监视收集国民党情报，以报告浏阳苏区红军，后母子被捕，被关在长沙市“师井湾”监狱。狱中以小孩行动相对松懈的有利条件，为男监与女监之间党组织传递情报，成为小通讯员。1930年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打进长沙时，毛华初和母亲获救出狱。1937年“七七事变”，在地下党领导下，毛华初代表学生先后在韶山瓦子平、如意、永义、银田等市镇进行游行示威，宣传抗日。秋天，毛主席来信要韶山支部组织一批青年到延安去参加革命，毛华初、孙子文、胡觉民、毛泽甫、海英等五个人，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武汉、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参加了少年抗日先锋队，在中央二局做机要工作，1938年入党。1945年响应中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在黑龙江延寿任区委书记兼组织部科长，并担任县独立团军事教导员。〔此间，毛华初从不提及自己的背景，绝大多数延寿人都不知道毛华初是从毛泽东身边走来的，他们感到特殊的是，毛华初对那件黄色军大衣太珍爱了，即使是三伏天，他也要枕着这件军大衣入眠。〕1949年短期在中南局工作，后随军回湖南，被分配在湘潭县委，在岳阳办建设学院，担任教育科长，后任县委书记并参加地委（为地委委员）。1952年调省林业厅任副厅长。1953年调省教育厅任副厅长。1954年调湘西吉首自治区任党委秘书长兼任吉首大学第一任校长。1960年调省档案局任局长。1964年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第一副主任。文革中在益阳橡胶机槭厂任厂长。文革后调省教育厅任副厅长（正厅级）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