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文/端阳生 2015年07月20日　来源：中华魂 党史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一、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　，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开的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翻江倒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实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注：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06期，1958年10月19日《河南日报》）。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

　　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右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这么多“右派”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一说是：“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南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这个场面我亲眼见了）；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老同志）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酿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

　　就因此，该把整个“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不“跃进”，就没有红旗渠和千计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和攀枝花炼钢厂；不“跃进”，就没有当今的刘庄、南街村、大寨、华西等闻名世界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人民公社的产儿。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英雄时代！否则，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身为解放军大校军官（师级）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附〕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作者：端阳生　来源：红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