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毛泽东自称青年时目睹何事忘不掉 影响一生


文/龙正才 禹振华 2015年04月30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五四运动时的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逮捕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故乡来到长沙，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仰天长问，凝结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将投身一场伟大革命的满腔豪情。

　　长大后要写以农民、工匠为主人公的书

　　生于农村的毛泽东，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从小受母亲优秀品质的熏陶，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有一次，他替父亲到邻县湘乡章公桥做谷米生意的彭厚锡家借100块银元急用。可刚好碰上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婆要向彭家借两块银元给儿子买药救命，遭彭拒绝。毛泽东看到老人蹒跚离去的身影，顿生同情之心。他拿着包好的银元告别彭家，追上老人，硬塞了3块银元在老人怀里，可他自己却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责骂。这样济贫助困的故事在韶山还留下不少。

　　毛泽东酷爱学习，少年时期就读了十几本历史小说。1936年他告诉斯诺：当他读了这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这些书的主人公都只有将帅、官吏、公子、小姐，而没有劳动人民；即使写了，也不占主要位置，而且显得愚昧、粗蛮。他带着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回答不出，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他们颂扬的文官武将是人民的统治者。他们用不着种田，也不必去做工，有人种出粮食、喂出肥猪来供养他们。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他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启示和力量，立志发奋读书。他常对人说：我们将来也要写书，写农民和工匠的书，把农民和工匠写成英雄豪杰。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

　　少年毛泽东关心时事，也喜欢读一些时局政治方面的书。停学在家劳动时，他从表兄处借到《盛世危言》。他说这本书激起他“重新学习的欲望”。他还读了《论中国有瓜分的危险》，曾向斯诺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说到了日本侵略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绝大多数长沙人无米为炊，终于在1910年爆发了“抢米风潮”，清政府蛮横镇压，对暴动的饥民大搜捕、大屠杀，许多人头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从清政府残酷镇压饥民暴动，毛泽东看到世界的不公平。他对斯诺说，这件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

　　1910年秋，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走出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第一次知道华盛顿经过8年苦战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他借阅萧三那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时，在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上画满了圈圈点点，并写了许多批语。还书时，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至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8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他给自己起名“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他决心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后来他在一师读书时和朋友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他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当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南北“统一”协议后，毛泽东很失望，便退出军队，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博览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名著。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了五年。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关注。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上，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北京，他认识了陈独秀，并在李大钊手下工作了一段时间。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因领导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几个月里，他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索着。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更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在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与李大钊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交谈中，李大钊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道路，苏俄国内的现实情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伯恩斯坦第二国际的垮台，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等等，毛泽东听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同李大钊的频繁接触，对毛泽东“能很好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路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下旬，当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曾经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己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更认清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1921年1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进行了三天热烈的讨论。彭璜、易礼容、陈子博等人坚决赞同毛泽东关于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会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作出了抉择：走俄国人的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

　　“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反帝爱国斗争，成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动运动前进，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在《创刊宣言》中深刻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指出辛亥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作基础；孙中山周游世界，游说列强，幻想某一强国支持他打败军阀，他不知道到劳动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力量，不知道革命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毛泽东开始看到过去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继续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先后与易礼容、彭璜、何叔衡等创办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湘潭教育促进会，筹建长沙团组织，建立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并于1921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回到湖南，先后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委，担任书记，在长沙和安源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1925年初，毛泽东利用回乡养病的机会，访亲问友，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农村的情况，并和夫人杨开慧在韶山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珠算，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指导组织秘密农民协会，不久即发展到20多个。“五卅惨案”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组织许多“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斗争。6月，亲自培养发展庞叔侃、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入党，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这次在韶山半年之久，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自然让毛泽东对农村和农民情况胸有成竹。1925年12月1日，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在半月刊《革命》第4期上发表。一个月后，《中国农民》第一期又刊发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后，认定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动派。他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具有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雇农都“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国共两党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之时，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部分人，同样忘记农民，只注意工人运动。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却又不知道从何处寻找力量。毛泽东独具慧眼，通过对农村的调查与研究，深切体会到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从农民中寻找力量，从民众的大联合中寻找力量，这是毛泽东找到的获得实行社会改造的力量的途径，这也成了后来毛泽东获得革命力量的途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持续了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实现“宁汉合作”后，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又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他尖锐地提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后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8月12日秘密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共产党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是逼出来的，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毛泽东也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人民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外国朋友谈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到农村去，发展我们的事业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要打仗”，但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发动秋收起义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的机会，在杨开慧家里开了两天调查会，回长沙后，又征询由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在8月18日湖南省委会议上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

　　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安源召开军事会议，组织武装力量前，他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彻夜长谈，相约互相联络，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长沙。在安源作完军事部署后，他冒着白色恐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爬山涉水300多里，亲赴江西铜鼓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民团捉住，后机智脱险。

　　当秋收起义部队在各地先后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长沙，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他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各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长沙，原“会师长沙，夺取省城”的计划无法实现。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前敌委员会断然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发展。

　　离开文家市时，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这次武装起义打了几个败仗，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目前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农村去，积聚粮草，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部队转兵南下，时有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围攻堵击，尤其是芦溪遭遇战，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损失惨重；连续行军，长途跋涉，加上疟疾流行，病员增多，战斗力大减。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已不足1000人。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改变北伐时把支部建在团部的做法，改为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把军队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下。

　　10月3日，毛泽东在部队离开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又说：“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艰苦转战后，经与地方党组织及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通过反复比较，改变原计划“退往湘南”的打算，最后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10月27日，部队到达茨坪，开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凭借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入了解，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适时地改变工农革命军的进军方向，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科学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条道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己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