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专列列车长岳素花回忆：“九一三”前惊险的29天南巡
 
文/岳素花　来源：环球人物 2013年10月30日
　 

2013年10月16日，岳素花在北京家中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7年。我曾经作为乘务人员，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过8年，数次执行毛主席乘专列出行的任务。在此期间，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将近时，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也愈发强烈。这促使我在花甲之年拿起笔，将心灵深处珍贵的回忆记录下来。

　　初见毛主席

　　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的农家女。1966年，铁路部门到我的家乡招工，经学校推荐，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的我被列入了候选名单。经过面试和一系列的政治审查，我被录取了。

　　1966年11月，我来到了首都北京，成为铁道部专运处的列车员，工作任务是为中央首长和外宾乘坐火车提供服务。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和实习，我被分配到了毛主席专列包乘组。包乘组的老同志们跟我讲了许多主席关怀工作人员的故事，这激发了我想见毛主席的急切心情。1969年5月29日，我第一次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心里十分高兴。我一边紧张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一边想象着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列车驶出北京后，我们几位新同志按捺不住想见主席的急切心情，不断问列车领导，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列车领导回答说，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列车仍在运行，主席公务车上的列车员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领导说：“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我们这些农村女孩从小唱着《东方红》长大，只见过墙上的主席画像。想到马上要面对面见到毛主席了，我们的心

　　情格外激动。我尽力抑制着心跳，和几个伙伴一起跟张玉凤来到了主席的公务车上。

1969年9月23日，主席在天津同专列工作人员席地而坐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岳素花

　　主席正在主卧室里休息，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到我们进来，他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我们齐声说了句“主席好”。主席点点头，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接着就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主席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我们听不太懂，直发愣，主席就让张玉凤在一旁当起了翻译。

　　主席问我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听说我们是初中生时，他又认真地问：“你们读到毕业了吗？”有同志说：“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听到这里，主席若有所思地说：“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我们这批来自农村的新同志，不过二十来岁，一张张黑红的面孔透着健壮。主席握住餐车服务员小周的手，摆出掰腕子的架势说：“来，看看谁劲儿大。”就这样，主席和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掰起了腕子。不知过了多久，主席说：“我累了，该休息了。”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主席的房间。

　　回到各自工作的车厢后，那些和我们同时参加工作的男同志听说主席接见了我们几位女同志，羡慕不已。大家一起又向专列领导提出了同主席合影的请求。列车领导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并向与主席同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这个请求。他答应合适的时候安排，我们自此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主席这次外出历时4个月，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9月23日到达天津，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大家这时都很失望，因为列车再一启动就回北京了，同主席合影的愿望也就泡汤了。那天，我正站在车门口值班，突然感到车上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和我同在一个车厢工作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我：“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但很快心里就犯起了嘀咕：“乘务纪律规定，当班时不许擅离岗位。我正值班呢，怎么办？”这时一位和我在同一位置站岗的警卫战士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去吧，有我呢。”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快步赶上大家，朝主席下车的方向跑去。

　　看到主席下车，大家都热情地鼓起掌来。主席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刘队长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随口应道“万寿无疆”。这时有人搬来了藤椅，想让主席坐下和大家合影。主席却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我们是自家人。”大家快速围在了主席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听摄影师说“好了”，主席打算起身，却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起不来了。”人们赶忙扶主席站起来。

　　值班的同志合过影之后，大多很快回到了岗位上，我刚要离开，不知是谁说：“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主席没说话，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摄影师朝我们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同志又迅速站到主席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同志见还在照，又陆陆续续跑过来。主席环视了一下四周，问：“还有没照的吗？”这时，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又围过来照了一张。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与主席的合影，想起与主席一起聊天的情景，我仍然激动不已。

　　特殊时期的准军营生活

　　1969年10月14日，主席又一次乘火车南下，前后历时6个半月。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当年3月，两国在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基于苏联在两国边境陈兵百万的情况，中央做出了时刻准备打仗的部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传遍全国。

　　林彪在主席离京后的第三天下达了紧急战备的一号命令。三年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命令其实是林彪集团的一个阴谋。但在当时，我们都极为认真地从战备需要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努力落实主席关于准备打仗的指示。因此，这次任务中的专列生活和以往很不一样。

　　主席外出的第一站总是停留在武昌，这次也不例外。只是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这里地如其名，停放专列的线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山丘，是个很隐蔽的地方，除了油库以外没有任何住房，我们只有吃住在列车上。

　　主席外出后不久，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军宣队就进驻了铁道部专运处，其中两名同志还专门到了武汉，负责领导专列上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为适应战备的需要，军宣队同志要求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学一些军事技能。

　　在驻地等待任务的日子里，我们一面搞本职业务竞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夜间拉练、站岗，每日按时出操、学擒敌拳、练习瞄准射击、拆卸半自动步枪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久。

　　所有的训练项目里，我对练习瞄准和拆卸枪支十分着迷。为了支持我们的军事训练，驻地的部队给我们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工作之余，我就练习瞄准、卧姿装子弹，经常开饭了还在“阵地”上趴着练瞄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多掌握一点军事技能就能多一点保卫毛主席的本领。

　　军宣队的同志说，部队战士练兵要限时摸黑拆卸长短枪；部队比武时，战士们用黑布把眼睛蒙上，几分钟就可以拆装一支半自动步枪。这令我十分佩服，也激发了训练热情，即使在非训练时间，我也会把枪借来做瞄准和拆装练习。

　　8341军宣队还开展了组织和思想整顿。在执行任务中，列车工作人员向主席汇报了开展思想整顿的情况。主席听说我们内部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时，指示说：“你们要讲团结，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想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以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要多读书，光读我的书还不够，还要学习马列的书。”

　　当他听说专运处推荐了两名工人到北大、清华上大学，又说道：“我们国家还很落后，要想办法改变老一套，不能都去上大学，要坚持自学。”

　　这次外出途中，主席还问身边的乘务员：“没有任务时，你们在家干什么？”乘务员回答说，学习业务和文化知识。主席关切地说：“你们也要办个小工厂，除了学习政治，还要学点技术，为国家创造财富。”遵照这个指示，专运处于1970年创办了一个小电机厂，专运人员轮流下工厂劳动。

　　直到1980年初，我离开专运处时，这个小工厂还在生产电机。

　　随主席上庐山，遵照指示学马列

　　1970年7月22日，我们再次随主席专列南行，途径武昌、长沙、杭州，8月19日到达江西九江的当天，毛主席就上了庐山，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在九江待命并忙里偷闲地游览了庐山。

　　从风景区下来，我们队列徒步返回驻地。我们排队走在很窄的山路上，经常要避让往来的车辆。我们在行进途中正好遇到了毛主席的汽车。主席车中的工作人员告诉主席，这是专列工作人员。主席听说以后，隔着车窗向我们招手，并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队伍。”后来，主席的这句话传到专列上，每一位专列工作人员都以自己成了毛主席的队伍而自豪，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更加坚定。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会议围绕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两个问题，斗争激烈。9日，毛主席下山并乘专列返回北京。返程途中，专列的工作人员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已经有所耳闻。

　　回京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1月6日）》。通知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读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主席著作。11月16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至此，我才知道了庐山会议的内幕，也知道了毛主席要求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因。

　　后来，当我从文件中看到1970年8月31日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时，第一次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复杂尖锐，也体会到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注：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讲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这个文件我反复看了多次，触动很大。我当时想，那么多中央委员上陈伯达的当，就是因为不读马列，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之后，我认真学习了这些马列著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大有裨益。

　　誓死保卫毛主席

　　“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中南海一声令下，立刻出发。从来没有人埋怨、叫苦，也从没有人讲自己的家庭困难。每一个人都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实践着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这要从“九一三”事件之前主席的南巡谈起。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专列南下，这一路和往常一样走走停停，而实际上却非同一般。这次外出的20多天里，毛主席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总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领导人谈话。虽然我们并不知晓谈话的内容，但是一路的行车情况还是让我们感到了这次旅途的异常。

　　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跟路线，不要跟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一路上，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都遵照主席指示，反复学唱了这两首歌。

　　专列之后途经长沙、南昌，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

　　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我很不解：“主席从没在夜间行动过，这次为什么夜间行动？为什么停靠杭州车站时，并没有见到首长的车队，专列就开出了？”我不禁联想到老同志曾说过，以前也有过为了确保主席安全，列车在地上空跑，主席乘飞机在天上飞的情况。我猜想，这次是不是又遇到紧急情况了？但由于多年来养成的“知道不说，不知道不问”的保密习惯，我并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猜测。当天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列车在那里停了一天一夜，直到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

　　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并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第二天，主席静悄悄地休息了一天。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的专列上。

　　后来，我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一天的时间是在等许世友，他到靠近大别山的军垦农场去了。主席为此批评许世友说：“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今后这样的情况要注意。”然后主席又和他们谈了庐山会议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王洪文和许世友就下车了。

　　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遵照主席的指示，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照常规，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要开出一个区间，主席乘坐的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列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本务列车慢慢开动的办法，在运行中拉开距离。列车开动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车厢内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

　　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最终，专列于傍晚安全到达南京车站。当列车工作人员告诉主席列车提前了10分钟到达时，主席说：“早10分钟也好啊。”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10分钟的重要意义。

　　在南京，许世友已在车站等候了。然而列车只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主席并没下车，也没让许世友上车。之后，专列又先后途经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这期间主席也没有召见任何地方首长。

　　经过连续两天的运行，专列在12日中午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可令人更为不解的是，专列没有马上驶进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个专用线上。我们对这个地方很陌生，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兵站。一些首长从北京过来，到主席列车上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才驶进北京站。

　　专列乘务人员每完成一次主席外出任务后，一般都会休息两天。吃过晚饭，家在北京的同志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通知，要求全体人员一级待命。从9月13日开始，一直到9月底，大家吃住都在列车上。9月28日，专运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党委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听到林彪企图谋害主席时，我的头皮一阵发紧。后来随着林彪事件的真相逐步公之于众，我才知道那一次的南巡是何其惊心动魄。

　　从揭露的材料看，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了在毛主席南巡时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他们策划了多种方案：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就炸毁机场油库，再以救火的名义趁机谋害毛主席；如果行不通，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在专列行进的途中通过炸毁铁路桥梁，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或者高射炮平射，炸毁主席专列。

　　由于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和敏锐，他打破了常规，指挥专列提前行动，彻底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计划，带领着我们冲出了死亡线。

　　最后的背影

　　江青因为对邓小平复出不满，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打算告周总理和邓小平的状，却遭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此时，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刚开完，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一大批富有治国理政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邓小平也开始代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对这个结果感到格外沮丧。因此，江青不顾主席“不要来看我”的指示，独自坐飞机到了长沙。

　　主席随后见了江青，又重复了此前在信中批评她的意见：“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这让江青无功而返，我们最终也没能看到主席和江青同乘一趟列车出行的情景。

　　主席这次外出的时间虽然很长，可我们没机会见到主席。“九一三”事件之后，主席专列上来的新同志等了整整3年，才等到了执行任务的机会。他们那种想见主席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可考虑到主席的健康状况，专列上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

　　我在1973年担任了专列列车长。这次任务中，我也从本务车调到了前驱车上。每到一站，我都会先于主席乘坐的本务车到达，在站台迎接主席的车进站，于是也就有见主席的机会。这次见到主席，我没有了以往的激动，反而心感忧虑和惆怅。当看到主席行动日渐不便，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不由想起了前不久董必武病逝的消息，心中还生出了一些恐惧。但没有人打听主席的健康状况，更没有人议论。当新同志们问起能不能见到主席时，我只能回答，看机会吧。

　　1975年4月13日，主席历时272天的南方之行结束了。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

　　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主席回京之后不久，专运处就着手对主席的公务车进行改造，使汽车或担架可以直接上下车。我们知道，这是为主席再次回家作准备，我们也都静静地等待着。

　　1976年，噩耗不断传出：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我们。后来，我从有关资料中得知，周总理去世时，主席已经走不动了。但病重的主席始终有个心愿——回故乡韶山养病，叶落归根。鉴于主席的健康状况，政治局没有同意主席远行的要求。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一片悲痛。

　　当时，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对祖国将走向何方感到迷惘。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祖国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无疑是对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简介】

　　岳素花，195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66年到铁道部专运处工作，1968至1976年在毛泽东专列上工作，1973年起任专列列车长。1980至1987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1988年进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历任信息研究室主任、《党建研究》杂志副主编、党建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11年8月退休，现为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