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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宣言及平民情结
  
  
文/愚悻 来源:乌有之乡 2009年12月25日
 

  

  愚悻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是篇振聋发聩的民主宣言,体现了毛泽东感情与人民群众息息相连。讲话全文收录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第313--329页),而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一到八卷,未见收录。本次讲话共讲了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由于篇幅较长,本人仅原文转贴第四个问题,即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未作任何删节和注释。在其后,我贴了一篇本人读毛泽东此讲话的体会文章,题目是:《毛泽东的平民情结》。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第四个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毛泽东的平民情结

〔文/愚悻〕


  重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让我更深一步认识伟人身上的平民情结。多年来,精英阶层为了压在平民百姓上头,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优势,强奸历史事实,妖魔化毛泽东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暴君”。由于精英阶层以中国史上罕见的规模实行舆论轰炸,历史的颠倒就成了一时的主流,即使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过来人,也免不了在主流的冲击下找错方向,更不去谈主流对后来人的思维洗劫!只有时间老人用无情的事实在不断警示芸芸众生:中国真正一心为平民说话的伟人,首推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是替人民讲话、替弱者讲话的一生,他的这一人格品性,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治吏以严、待民以宽”是世界有名的,当时国际许多政治家如日本的田中角荣等均发感慨。真实上,毛一生斗争的对象,没有一个不是权势人,但从来没惩个任何小老百姓,无良精英再怎么颠倒历史黑白,却举不出一个被毛泽东整过的小小老百姓,相反他为小老百姓办事、说话、伸张正义的例子俯首皆拾。即使是对地、富、反、坏、右,毛主席的调门要比当时主政的同事至少低八度,身边警卫反映“四清”斗地、富,毛泽东说:总斗他们干什么,我是富农的崽,是不是也要陪斗?毛泽东的这类话,后来的精英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找不到毛泽东整小老百姓的例子,只好把下面不良官吏整老百姓的事情,一古脑记在他的头上。

  毛主席的平民情结,在这篇讲话中表现十分强烈。他对河南农民反拆迁是赞同的:“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这件事情要是放到今天,那是百分之百的“暴力抗法”,不出动警力镇压,不关几个人、不死几个人是干不了休的。如今,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巨大利益诱惑,对平民反拆迁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实行着丧失人性的“暴力拆迁”。唐福珍自焚以死抗争,潘蓉夫妇关到看守所,云南教师岳喜有被欧致死在拆迁现场,拆迁车碾过河北农民闫海的身躯,常州76岁老妪吊死在将拆的阳台……等等。设想一下,这些“暴力拆迁”所造成的平民惨烈悲剧,如果毛泽东知道,他会答应吗?

  在官民利益博弈上,毛泽东从来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从不口是心非,从不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有时显得过于激愤。解放初期武汉发生的“纪凯夫事件”,至少从表象上看是“官与民”之斗、“强与弱”之争。毛却站在无官无权的纪凯夫这一边,遣责官员“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严厉处理一批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当时的市长张平化。

  对于人民的一切诉求,包括“上街”“上访”等,毛泽东的态度向来鲜明,此篇讲话中说:“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当然,现今中国是不能这么干的,因为毛提倡的这些东西,对“维稳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很有负面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百姓“要关心国家大事”,唯恐“造反有理”而不及,哪里想到搞“维稳”?几百万支枪散发在老百姓手里,处处只见“民兵师”,不会“国庆节前限制卖菜刀”。那时上访人员太少,不象如今“疯子”多,所以毛泽东巴不得周总理能组织好接待,美称“上访”为“拜访”。

  毛泽东的平民情结,还体现在对当权者的官僚主义很不客气,他在这篇讲话中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当然,滋润得很的官僚权贵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活得不耐烦,只有平民百姓才会骂他们活得不耐烦。“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如今是典型的挠乱社会公共秩序罪,是群体违法的大坏事,“法大于天”,能够不搞警力“法治”而去搞“人治”疏导吗?那岂不在效法“祖宗”毛泽东?“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就不怕群众上街,因为群众上街就是群体平民上街,有权贵情结当然就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如今权贵个个在当“皇帝”,平民都在马下,只有再被踏上一只脚的份!

  毛泽东还说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里毛泽东在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但令人悲哀的是毛泽东五十年前的告诫已成中国今天的现实,难怪老革命王震说:毛主席的话要过五十年才能理解!

  毛泽东同志此次讲话的全文只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才能读到,1999年出版的一到八卷《毛泽东文集》却对主要内容未予录入,这并不正常。因为八卷文集文字容量要比五卷选集容量多得多,录入了选集而未录入文集的文章少之甚少,然对此讲话编录确是特殊。有关毛著,选集、文集我家均有,从这种偶尔发现录与未录的差别,隐隐悟出一点道道来。是不是毛泽东的此次话不妥呢?是不是过时呢?或说有其它难言的原因?……。我只觉得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这次讲话与后来的运动有吻合,只能说明他的大民主思想、他的人格中平民情结是一贯的,后来的运动并非是由某种偶因引发,并非精英们所说的“个人权力之争”。

  我了解那时的历史,了解那时社会状况,也知那时人的心。可以这么说,新中国第一天起直至毛泽东的逝世,他在中国权力层,公众层所具权威无人能项其背,不存在个人争权问题。主要是在世界观和个人感情观上,毛泽东同自己的战友确实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导致后来的分道扬骠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具有华夏子孙最优秀品格,忠诚、坚定、顽强、无私是其品格最亮点;他是个典型性情十足的英雄,不怕硬、不惧强、不畏难、不循规顺矩,敢于挑战,同时他一生对弱者同情、对软者宽厚、对降者放马;虽然毛泽东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强悍更不怕,但他却怕眼泪、却怕乞求、却怕告饶!

  当然,毛泽东的平民情结产生于他的世界观,由于他把自己感情融入人民之中,所以他整个思想体系强烈体现人性化、大众化、平民化。毛泽东思想的人性化突出表现在平等、公平、正义上,大众化突出体现人民群众的95%,平民化突出体现弱者和贫穷底层。此篇讲话中,毛泽东以振聋发聩的语言论大、小民主,与现今中国主流精英推崇的美式民主具有本质区别。什么是真民主?什么是假民主?这篇讲话都给了人们以深刻启谛。下次,我会以此去写篇个人体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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