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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朱德
  
  
文/ 张曙光(沈阳) 来源:铁血历史论坛 2008-4-2 10:20:08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与朱德的名字紧密相联,堪称为最亲密战友。这两位革命巨人,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朱德始终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与朱德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相互支持而形成的和谐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中都是罕见的,毛泽东与朱德高大的形象、深邃的思想、伟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印记在中国的革命史册中,令后人所敬仰。

  


  

  回顾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平凡的经历,不难让人们发现他们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毛泽东生在湖南省韶山,朱德生在四川仪陇山区,他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从山里走出来,带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的生涯中,毛泽东的妻子扬开慧被敌人抓捕,不幸牺牲;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捕,惨遭杀害;这些都没有动摇毛泽东与朱德的革命信念。

  毛泽东与朱德都在湖南省境内先后领导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深入湖南省东北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初,朱德率领南昌武装起义余部转战至湖南省东南部,领导湖南省湘南武装起义;这两支武装起义部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却使用了同一个部队番号,那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九二八年四月,这两支武装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朱毛红军”威名远扬,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毛泽东与朱德都遇过危险事件,但都化险为夷。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去往铜鼓的途中,与当地反动民团相遇,受到尖刻的盘查,毛泽东大智大勇,从兜里掏出几快银圆,送给贪婪的反动民团队员,巧妙地脱离险境,敌人做梦都没想到被他们盘查的人就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粤边界时,部队在一家祠堂里宿营,由于哨兵疏忽,被敌军偷袭,部队立即组织突围,当时朱德住在祠堂后一间小屋里,听到枪响,起身一看,敌人已冲进祠堂,要躲是来不及的,他侧身走进厨房,随手拉了条伙夫的围裙系在腰上,就往外走,几个敌兵迎面堵住他问:“朱德在哪里?”朱德从容地指了指后面的房子“在后面。”敌兵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答道:“我是伙夫。”敌人不放心,又仔细地向朱德同志打量一番,见朱德穿的破破烂烂,胡子老长,信以为真,便急匆匆到后面去搜索,朱德趁机折回厨房,跳窗躲险,很快找到突围的部队。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伙夫”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毛泽东和朱德在不同的时间率领不同的起义部队转移时,都遇到了不利局面,但他们都充满了革命必胜信念,带领起义队伍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把握革命发展趋势,引导起义部队沿着正确革命方向发展。在秋收起义部队遇到挫折时,毛泽东指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针对部队出现的低落情绪,毛泽东站在部队前面振臂高呼:“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的力量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紧,继续勇敢作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而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部队行进到遂川时,受到反动民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只好分散撤退,当时紧跟毛泽东在一起的仅有几十个人,战士们情绪比较低落,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为了提高战士们的士气,站了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直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曾士峨连长当时任四连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曾士峨已是红军师长,不幸在前线壮烈牺牲。)毛泽东的坚强和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鼓起战斗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站起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毛泽东收拢分散部队,向井冈山进发,终于把红旗插在井冈山上。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南昌起义主力部队被敌人击溃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至赣粤边界山区里,部队四面受敌,没有援军,也得不到上级指示,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粮无衣,无医无药,军心换散,在行军路上不断有人离队,到达赣南安远一带,全军只剩下七百多人,处境十分困难,部队已经到了能不能坚持下去的紧要关头,朱德下决心带领这支部队干到底,在安远的天心圩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号召大家革命到底,接着朱德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里郁结的问题。在朱德讲话后,部队士气重新高涨起来,都愿意跟朱德干革命干到底,后来朱德率领这支起义部队最终也把红旗插在了井冈山上,朱德与毛泽东共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就毛泽东与朱德个人而言,毛泽东具有极高的政治素质,朱德具有极强的军人素质,两个人在军队建设中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在治军上,毛泽东要求极严格,在军队中令人信服;朱德为人和蔼、慈祥,在军队中具有极强的亲和力。这两个人在个体特征上,略有不同,毛泽东原本是一个文人,朱德原本是一个武人,两个人一文一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两个人写起书法来也各有特色,毛泽东显得潇洒、大气、浪漫,朱德却显得工整娟秀,并沉淀着极深的思想底蕴;尽管如此,两个人在指挥作战中却能常常想到一起,保持军事思想的一致性。

  在早期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与朱德也有过争执,历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但这种争执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荣辱进退,在“朱毛之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朱德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上还是毛泽东与朱德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了一些争论。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决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考验与磨合。

  “朱毛之争”主要表现在建军问题上,如何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眼光远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政治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由于“朱毛之争”而导致了在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离任前委书记,离任后,毛泽东带病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朱德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毛泽东主抓军队具有极强的政治头脑,他能够准确无误的把握好军队的政治发展方向。就在这个时期,有许多同志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朱德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知道后,能够从革命大局出发,尽释前嫌,欣然表态愿回“前委工作”,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合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从此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朱德始终与毛泽东思想保持一致,两个人都主张“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从而确保党领导的军队政治本色永不改变。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毛泽东与朱德生活上都很简朴,从不搞特殊化。毛泽东常穿带补丁的军衣,不爱带帽子,穿一双布底鞋;朱德却常穿旧军衣,裹副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毛泽东提倡官兵平等,常深入士兵之中,同士兵同甘共苦;朱德却以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的风度,常同士兵打成一片,“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广为流传,体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官兵平等已蔚然成风。毛泽东与朱德在工作中,常表现为互相谦让、互相尊重,在一次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向主席台缓步走来,突然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头来,谦让地对身后的朱德说:“朱老总,您是年长者,还是您先走。”朱德谦虚地说:“您是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是您先走。”两个人谦让了一会儿,才手挽手并肩走上主席台,台下广大红军官兵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井冈山革命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与朱德共同提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方略,打败敌人多次进攻,实行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丰富了武装革命斗争的经验,对全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楷模作用。

  在建立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与朱德共同主张用革命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领导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连续三次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排除了毛泽东对红军对党的正确领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极大挫折,不得不进行长征,在长征前,博古、李德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决定将他派到于都继续搞调查研究,但最后确定名单时,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一再提出主张:“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应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毛泽东当时被留在江西,这长征的结局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在党的遵义会议上,朱德与周恩来、刘少奇等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才使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与朱德的领导下,改变过去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主动发起长征史上著名土城战役,红三、五军团和红军干部团与国民党川军激战于土城地区,给国民党军队重创后,主动撤出战斗,首次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蒋介石急调重兵封锁长江,防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与朱德决定利用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避开敌人重兵集团,向敌力量空虚的贵州北部急进,奇袭娄山关,重入遵义城,勇战五天,共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毛泽东与朱德为了进一步调动和迷惑敌军,攻占遵义后,又撤出遵义城,在赤水河上游茅台渡口附近向西三渡赤水河,又一次向川南地区急进,攻占镇龙山,击退国民党川军一个团的阻拦,进入两河口地区,并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做出北渡长江的姿态,把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赤水河以西地区。蒋介石就此又判断中央红军真要北渡长江,便急调重兵聚集赤水河以西川南地区,国民党川军、滇军部队急忙赶往赤水河以西一带,妄图聚歼中央红军。

  毛泽东与朱德:运用“运动战术”,把国民党的部队调转得忽东忽西。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加强川南围堵之际,红军从川南太平渡、黔北二郎滩等处迅速四渡赤水河,在各路国民党军队还未能弄清红军去向时,红军主力以神速动作到达贵州,兵临贵阳。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与朱德的领导下,佯攻贵阳城,成功地调出云南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云南昆明十分空虚。中央红军越过湘黔公路,强渡北盘江,日夜兼程,急进云南,威逼昆明,吓得昆明守敌急调金沙江的部队回援昆明,从而致使金沙江守备空虚。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下,以一天走一百二十里路的速度,迅速北上,进至金沙江上游的绞平渡,用九天的时间,渡过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尾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翻越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北上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党内团结,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从而,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与朱德的领导下,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两个人工作上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领导作用、抗日需要打持久战、抗日战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等一系列问题上,朱德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方针落实到军队的具体行动之中,保证抗战顺利进行,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朱德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领导全军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成功组织实施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保证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在进入伟大的战略决战时期,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全国各野战军部队,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大规模地消灭国民党军队,最终将国民党军队赶出祖国大陆,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

  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与朱德那史诗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永远激励中国人民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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