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来源：人民网 2016年10月04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校

　
　　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力，你就很难体会权力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你产生强力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身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当高高在上的状态，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决不到百分之一。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称作“牛鬼蛇神”。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上层。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力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制了。

　　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区别。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猥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帝”骂“耶稣”。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 ；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付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地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烈的竞争机制中。为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无疑地是崩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现实主义的胜利。也许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的“圣贤”“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