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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集外集

 
 
 
通信﹙复未名先生﹚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②。《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③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④?

  鲁迅 六,九

  顺便答复C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②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③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④ “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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