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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不是信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2>。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3>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4>,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5>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6>。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9>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10>,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bb》,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11>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12>,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13>也好,决定与“人气”<14>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15>,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16>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17>──“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19>……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20>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bb》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26>;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27>,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28>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30>”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31>。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32>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33>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34>,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35>,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36>;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37>,我是用《太平广记》<38>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39>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41>。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 Art of A.Beardsley 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的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43>,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44>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恶名,这一回忽又否认了,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45>,也没有希望国民军<46>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47>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我向来就“装出这样的面孔”,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有些恶心”,对于“孤桐先生”也一样。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48>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49>,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

  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爆发”出来的蕴蓄,但又即刻掩了起来,关上大门,据说“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我且不做叫门的事,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而且已是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候了,就这样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里诬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这期间陈西滢也曾在口头上侮辱女学生。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却恭维陈说:“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只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就引起岂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忠贞”于女性一点,揭发了陈侮辱女学生的话:“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就发表有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诽谤。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把鲁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这《几封信》中还有一封题为《致志摩》的长信,内容全是对鲁迅的造谣和诬蔑,因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

  <3>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逐渐右倾,无形解体。

  <4>指陈西滢给岂明的两封信中的第一信。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5>“暗中挑剔风潮”:陈西滢攻击鲁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话。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6>“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这是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的信中所说的话。详见本篇注<23>。

  <7>“耳食之言”:即传闻的话。语出《史记·六国年表序》。

  <8>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望勿“纠正”》一文。其中说古书的标点者“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知汪还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将该文编入《热风》时,特于篇末作了订正。汪原放,参看本卷第306页注<6>。

  <9>“刑名师爷”: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叫“刑名师爷”。一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有“绍兴师爷”之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10>“察见渊鱼者不祥”:语见《列子·说符》:“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察见渊鱼”,比喻窥见别人心中的“隐匿”;“不祥”,是指容易招来猜忌和祸患。

  <11>学理和事实:这是陈西滢自我吹嘘的话。参看本卷第171页注<14>。

  <12>“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这是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所作的概括。参看本书《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3>毛厕:这是陈西滢诬蔑女师大的话。参看本卷第80页注<10>。

  <14>“人气”:岂明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里曾针对陈西滢侮辱女学生的话说:“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随即在《致岂明》中加以辩解,其中有“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这样的话。

  <15>发热:陈西滢在《致志摩》的末尾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

  <16>“逼死”: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当天他就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内说到陈西滢本来是最厌恶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反而赞成徐志摩来编《晨报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17>赵子昂(1254—1322):即赵孟/(1254一1322年),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晚年曾作孟/,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书画家,以画马著称。关于他画马的故事,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六王丰登题“赵孟/《浴马图卷》”中有这样的记载:

  “(赵孟/)尝据床学马滚尘状,管夫人自牖中窥之,政见一匹滚尘马。”

  <18>“悻悻的狗”: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谩骂鲁迅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

  <19>“重女轻男”: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闲话》中谈到女师大风潮时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20>法兰斯:通译法朗士。参看本卷第66页注<1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连续发表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徐志摩看到第一篇后,便在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中称赞陈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样“妩媚”,又说他学法朗士已经“有根”了。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21>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收入论文集《坟》。

  <22>刀笔吏:古代书吏在办理文书时,经常要使用刀和笔两种工具(用笔写在竹简或木札上,有误则用刀削去),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它又转为一般舞文弄法的讼师的通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为“刀笔吏”。

  <23>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一封给徐志摩的信,内容是关于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一事的声明。信末说: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

  <24>“粪车”: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25>“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26>秋士(孙伏园)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27>“请君入瓮”: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8>《音乐》: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29>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30>“暂署佥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31>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32>盐谷氏: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33>《红楼梦》: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34>森槐南(1863—1911):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35>《汉魏丛书》: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36>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37>《唐人说荟》: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38>《太平广记》: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39>塞文狄斯: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40>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42>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43>曹锟贿选:参看本卷第66页注<7>。

  <44>彭允彝:参看本卷第159页注<6>。“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45>云南起义: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46>国民军: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47>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48>炸大: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49>“教训”: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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