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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伪证伪否定“西史辨伪”殊可笑
──与王旭东先生讨论“西史辨伪”
原题:以伪证伪殊可笑──与王旭东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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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清/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新浪博客 2026年08月13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本文4月中投稿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评论》,自动回复称需4个月初审。现8月中已到,表明已拒稿,只得公诸于网上。只改了标题:原先“以伪证伪不可取”改为“殊可笑”)
最近看到《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王旭东先生刊发的文章“伪史论的病理透析”,标志了官方期刊终于有了对西史辨伪(贬称“伪史论”)的公开讨论,是一件大好事。
但这篇文章全然回避西史辨伪质疑西方历史的具体论证,只是抄搬西方历史来证明西方历史的真实性。我有一些感想,略举四条与王先生商榷。
首先,批驳没有确定的对象,对空放炮。王先生不是针对哪一个伪史论作者的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引用“伪史论”论点,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具体出处,可谓对着空气骂街,是学术文章的大忌。
他先是泛称“网络空间”有两个伪史论荒谬观点:“古希腊经典系近人伪造”、“《永乐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谁提出来的?无名。即使网络空间,作者也是有网名的。关于永乐大典的第二个观点,西史辨伪的著作从来没有这样极端的言论,属于网络暴论,不应算作西史辨伪。
之后,王先生批驳的对象都泛泛称“伪史论者”(10次)或“部分伪史论者”(3次)。有名有姓的西史辨伪著作文章有很多。本人也在2024年初出版了《言不必称希腊》和《光从中华来》二书,都可以轻易看到。王先生为什么不明确批驳?一种可能是王先生傲慢,不屑于看。还有一种可能是王先生看了但无从反驳,故意回避。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没有看过相关著述就出来批判,则有违起码的学术操守。
第二,批驳很随意。因为王先生批评的都是无名氏,所以批起来就特别随心所欲,相当随意。有时寥寥四五句,五六句话,就批倒一个无名氏,宣告胜利。统计了一下,王先生文章五千余字,反驳了十几个“伪史论”观点,效率实在是高,堪称一场针对无名氏的车轮战。
很多伪史论观点,不知王先生是从哪里引用来的,莫名其妙。比如:“伪史论者常以‘历史证据皆有局限性’为借口,否定传统史学的证据体系。此论调将‘证据的相对性’偷换为‘证据的虚无性’。”这位伪史论者是谁啊?谁这么干啊?无名。一般学术文章论证的学术观点相对有限,王先生的文章是打沙子枪,是网络爽文的写法。
第三,迷信西方历史。王先生坚信西方历史都是真的,不可能造假。所以他在批驳伪史论而引用西方历史时,都带着一种真理在手义正词严的口气。
西史辨伪质疑亚理斯多德,主要质疑其著作的载体。古希腊没有纸,亚理斯多德300多万字的著作如果写在羊皮纸上,那要宰杀不可能数量的羔羊。还有质疑他一个生命有限的个体竟然写出百科全书般的巨量著作,内容包括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等等,缺乏现实生活的逻辑。
王先生完全回避西史辨伪这些直指要害的质疑,只是抄搬复述西方历史,讲述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如何从土耳其的地窖运回雅典,又转移至罗马,又收藏到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又回到土耳其在拜占庭帝国得到保存,最后由拜占庭流亡学者带到意大利……然后声称,亚理斯多德的著作流传有序,完全真实。
之所以王先生批驳伪史论只是复述西方历史,是因为他信仰西方历史全是真的,网络说法叫“西史全真教”。历史作为人文科学,允许质疑真伪。但如果将其当做一种宗教,就不可质疑。王先生信奉捍卫西方历史,不容质疑,其实已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迷信。
他用西方历史来证明西方历史的真实,站在西史辨伪的角度来说,就是以西方伪史来证明西方伪史,以伪证伪,完全没有说服力。
第四,“背离实证原则”。这一条是王先生指责伪史论的第一个罪名,其实恰恰是他自己最大的问题。
迷信无需实证。王先生信仰西史全真,当然不会想到去实证。所以王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引用西方历史。在王先生的笔下,亚理斯多德著作和古希腊文献,8—10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翻译运动,12世纪古希腊文献又从阿拉伯文转译回拉丁文,庞贝古城,两河文明的泥板楔形文字,特洛伊古城,罗马帝国,玛雅文明,荷马史诗,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保存古希腊文献等等,都是真的。唯一的论证方式就是复述西方历史,没有实证。
如果用实证原则,王先生引用的西方历史,破绽比比皆是,不符合物理常识,经不起实证。随举三例。
第一个例子,王先生相信古希腊雅典城真实存在。事实是,西方历史所描绘的雅典城根本不可能存在。按照唯物主义实证原则,一个古代文明应当以农业文明为基础,首先要吃饱饭。一个古代城市起码要有水喝。
我们来看一张立体的希腊地貌地图(图1),整个希腊都是高山。希腊的高山山地占国土面积的80%,是欧洲最多山的国家。

图1
整个希腊没有几条常年有水的河流,大部分都是冬天有水夏天干涸的季节性短小河流。我去过希腊,深深被希腊自然环境的贫瘠所震惊。站在雅典卫城看前方横着的山是光秃秃的。旅途所见的山也大部分都是光秃秃或只有稀疏低矮的灌木。
尤其希腊的气候属于雨热不同期,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热天不下雨,冬天却下雨,夏季非常干旱。大雅典地区年降雨量只有368毫米,土地贫瘠。不说希腊穷山恶水,但多山缺水土地不肥千真万确,不具备生发古代农业文明的条件。今天希腊的粮食自给率也只有50%多一点,需常年进口粮食。而没有古代农业文明,怎么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文明?
雅典也是一个山坡城市。更致命的是,雅典城根本没有常年有水的河。今天雅典人喝水,主要是靠直线距离150公里以外的两个水库(Mornos和Evinos),用红旗渠那样的水渠引水到雅典。
西方历史说,古代雅典的城市人口包括自由公民、奴隶和外邦人,有15—25万,还有说有30—40万。就算最少15万人,没有天然的河流提供饮水,这15万人怎么活?没有水,哪来的古代雅典城?
事实上,19世纪以前的雅典一直是一个小寨子。是17-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那里是古希腊的雅典。1827年希腊独立成立共和国,希腊人根本没有把雅典作为首都,而是选了一个伯罗奔尼撒南岸的一个小城纳夫普利奥作为首都。直到1832年,一个德国巴伐利亚的毛头小伙当了希腊王国的国王之后,才把首都迁到雅典。
所以,以希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农业条件,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文明和古代雅典城。
第二个例子,王先生认为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是真的。其实泥板文字是西方历史最大的骗局之一。我们来看巴黎卢浮宫馆藏的一块属于最古老的两河楔形文字泥板──“阿卡德与埃兰君主和平协议”(图2),据称是西元前2250年,即已有4000多年历史。它完全是普通的泥和普通的水,搅合晾干,没有烧制陶化,是纯粹的泥板。

图2
而发现两河泥板的地区,如伊拉克北部所谓亚述文明地区是有降雨的,年降雨量可达700毫米。那么,一块普通泥板,埋在潮湿的地底下4000多年,竟然没有化成泥,反而像饼干那样干硬嘎嘣脆,物理上绝无可能。
另外,泥板易碎不实用,楔形文字笔画繁复如鬼画符。尤其楔形文字根本上是拼音文字,有14个辅音和4个元音。笔画繁复的辅音字母和同样笔画繁复的元音字母组成一个音节,再用若干个音节组成一个单词,再用若干单词组成一句话……其繁复令人绝望。还有,楔形拼音文字还可细分出苏美尔、阿卡德、赫梯和波斯方言,发音不一样,其中还有大量同音异义(homonym)和同形异义(homograph)词。如此繁杂的古代拼音文字,今人怎么识读拼音?所有一切都证明,两河楔形文字泥板只是一个反智骗人的神话。
而整个两河文明,是建立在泥板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如果泥板文字不能成立,整个所谓的两河文明也不能成立。
第三个例子,王先生认为希沙立克遗址,即特洛伊古城遗址是真的:“确有被焚毁的公元前12世纪城市痕迹,与史诗中‘特洛伊陷落’的记载相呼应。”我们来实证考察一下。这个所谓的特洛伊古城遗址实际上只是平原中的一个小山包(图3),占地非常小。最初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后来扩展为30000平方米,等于200x150米,也只有4个足球场大小。在里面,最多只能生活500—1000人,小得不可思议。

图3
按照王先生坚信不疑的荷马史诗,来自28个城邦的希腊联军10余万人,乘坐1186艘战船,猛烈围攻特洛伊城10年也未能破城,最后用了特洛伊木马计才最后攻破。10万人用了10年时间围攻一个只有4个足球场大的小山包,还有比这个更荒诞的场景吗?这也最尖锐地证明是王先生自己“背离实证原则”。
西方现代考古学有两个重要方向,就是把希腊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考证为真实历史。希腊克里特岛的所谓米诺斯文明是把古希腊神话当历史。特洛伊遗址是把古希腊传说当历史。所谓“亚述学”的泥板楔形文字则是把圣经故事当历史。神话故事+考古=历史,这种方式无异于把中国《封神榜》《镜花缘》中的演义人物考证为真实历史人物,荒诞无稽。
特洛伊遗址是西方现代考古学开创者、德国人施里曼(H·Schliemann)发掘的。此人没读过几年书,是一个大军火商。他选了这么一个小山丘来“考古”发现特洛伊古城,可见西方现代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伪造古迹。
除了上面三个例子,还可以质问王先生几个唯物主义问题:8—10世纪把古希腊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所谓阿拉伯翻译运动(尚没有传入中国造纸术)真实存在吗?同样,12世纪阿拉伯文的古希腊文献又转译回拉丁文,这样的回译真实存在吗?(王先生应该实证例举一本今天留存的阿拉伯文的古希腊典籍,比如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今天我们读到的荷马史诗真是西元前9世纪古希腊盲人的作品?亚历山大城,作为尼罗河泥沙逐渐冲积形成三角洲的外沿城市,真是2000多年前就已存在?我也去过庞贝。庞贝古城为什么不像是从火山灰的地下挖掘出来,而像是地面上新建?庞贝古城壁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历经2000年色彩依然如此鲜艳?庞贝古城的铅制自来水管真是2000年前的古罗马工业品?
对于这些问题,王先生并没有践行他自己声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他只是坚信、迷信西方历史,复述西方历史的说法。
事实上,迷信西方历史,不敢怀疑西方编撰的世界历史,这不是王先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普遍现状。
今天中国大学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完全照搬了西方19世纪编撰、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德国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von
Ranke)1881-1888年出版的《世界史》,是西方第一部世界历史,公然以西方历史为主,几乎不谈中国历史。此人号称是西方“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但完全不客观地把中华文明排斥于世界史之外。
历史真相是,在整个17—18世纪,欧洲人狂热地崇拜中华文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法国出现了“中国热”,法国学者安田朴(R·Etiemble)称之为“一种真正的中国化的狂癖”(manie
chinoisante)①。“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热烈赞美中国,是一位“全盘华化论者”②。法国思想家魁奈,人称“欧洲孔夫子”,崇尚中国的“合法专制”,直接把中国作为欧洲效法的样板③!
只是进入19世纪,中国在清朝统治下文明日益衰败。欧洲由于传教士从中国搬取大量科技知识(1644年起欧洲传教士掌控中国国家天文台──清朝钦天监长达200年)④,科学技术后来居上。欧洲开始兴起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和文化优越论,大肆虚构伪造历史。
19—20世纪西方人编的世界历史,虚构西方古代就有辉煌的文明历史,同时掩盖18世纪前中华文明长期影响欧洲的真相,贬低中华文明历史,是一部真正的西方伪史。
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从晚清民国至新中国到今天,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进中国,在中国的学校灌输给了几代中国读书人。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很少有人知道18世纪的欧洲狂热崇拜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国的教科书和学术界,充斥各种文明西来说。西方文明历史高大上,中国文化历史封建落后劣根。
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工具,对非西方民族进行精神贬压。中国文化人迷信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已构成一种宗教信仰。在今天,相当程度是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导致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卑,让他们面对西方始终是崇拜的心态,自信不起来。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些人和机构,明面上标举“文化自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实际做的依然是抄搬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
与此相反,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兴起了质疑西方历史的学术研究。2019年西史辨伪学派在北京初步形成,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
西史辨伪的根本宗旨就是两点:不迷信西方历史,遵循实证原则。西史辨伪的著作都致力于摆事实,重实证,从科技发展史和物理常识,去辨别西方历史中触目皆是的伪造。比如,希腊克里特岛本是海底露出水面的一排山峰(回看图1),东西260公里南北最宽60公里,豆丁儿大的一条小地方,就有三座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很少平地,如何成了希腊文明乃至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又如,西方自己承认古埃及只有青铜工具,没有钢铁工具。没有钢铁工具,怎么可能切割金字塔巨大的石块?再如,两河文明号称人类最古老的两个城市乌尔和乌鲁克,根据阿拉伯河形成的年代进行推断,二城所处的位置5000年前断然在大海,哪里有什么两河文明?
当然,西史辨伪的著述包括我的书未必全都正确,一定会有疏误。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不怕质疑,一直期待中国学界尤其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出来质疑西史辨伪著述中的疏误。
但,除了去年有考古界学者唐际根先生在网上三“怼”伪史论,我回以三“答”,中国历史学界对于西史辨伪普遍保持沉默和回避。终于这次有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王先生在主流学术刊物公开质疑西史辨伪,具有开创意义,我非常真诚地感谢他。
今天中国的科技物质硬实力已赶超西方。与此极不相称的是,中国的文科很拉胯,文化软实力依然极其虚弱。事实是,中国学界的“西史全真教”构成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严重障碍。而西史辨伪用实证来质疑西方历史之伪,是一场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敢于质疑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本是习主席倡导“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我真诚期待王先生回复我的商榷,并希望以我们二人的切磋为开端,有更多的历史学专家学者出来质疑西史辨伪,在主流学界展开辩论。当然,辩论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要实证,不要复述西方伪史,以伪证伪毫无意义,且可笑之极。
注释:
①〔法〕René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安田朴:《中国的欧洲》,也译作《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Gallimard, 1989, Paris, p.566
②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40年初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92页。
③〔美〕L·马弗利克,《中国,欧洲的样板》(Lewis A·Maverick: China, un Model for
Europe, Paul Anderson, San Antonio, Texas, 1946)
④ 1644年传教士汤若望担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紧接着,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院)建立,1666年法国科学院建立,1671年法国国家天文台建立,1675年英国皇家天文台建立。英法两国建立科学院和天文台,与汤若望和南怀仁(1668年继任钦天监监正)入主中国国家天文台有直接关系。
(作者:河清/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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