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天石　2002年09月01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我读张学良档案（二）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主动撰写《敬告世人》书

　　蒋介石父子关心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本意在为反共政策服务。1958年3月10日，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已秘密在高级干部中公布。刘估计，蒋介石前言张学良受训，须先有“布置”，此事可能是“端倪”，要张“应有准备，而无荒疏”。

　　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张学良的寓所访问，约谈半小时。张称：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今日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张并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仍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的这一番话，旨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对张的试探，宋只表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张学良继续设法争取自由。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东北旧人周某的一份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篇东西，请刘乙光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旨”，并且“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8月4日，张学良早晨六点起床，开始动笔。他听说蒋介石要南来，想在蒋到达高雄西子湾时递上去。同月24日，张学良听说蒋已北返，决定慢慢写。此时，张已将该文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两天后，文章写成，交给刘乙光，刘要他签名以示郑重。

　　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

　　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张学良还提到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人──“小家伙们”对杨的影响。关于此，笔者拟另文叙述。

　　9月2日，刘乙光到台北，呈交张文。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当时，张学良正闹眼病，蒋经国要张移住台北治疗。

　　10月17日蒋经国召见张学良。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向蒋经国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践故土耳！”其后，经蒋经国斡旋，蒋介石于11月23日在大溪召见张学良。这次会面，据张学良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蒋问张近来读些什么书，张答以读《论语》及梁启超文，蒋称：“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沉吟之后，问蒋：“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蒋答：“可以！可以！”

　　张即向蒋检讨：“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张并向蒋表示：“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接着，张声称自己“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蒋要张提出人选，张即提出钱穆、陈大齐、劳干等人。张又问蒋“应该看什么书”，蒋推荐《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

　　其后，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蒋随后表示：“我到高雄，我们再谈。”会见结束后蒋并将张送到廊外。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1959年4月下旬，张学良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卧床不眠，曾经胡乱诌了几首诗：

　　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
　　一觉黄梁梦，忏悟向谁书！
　　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
　　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

　　诗中除明显的悔过语言外，还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希望蒋氏父子能给予他自由，而且希望出来之后做点事。不过，蒋氏父子并没有满足他。6月15日，蒋介石到高雄西子湾官邸，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近况和身体情形，却没有实践在大溪时和张见面再谈的诺言。蒋经国则表示，此行太忙，也许不能来看张，答应赠张汽车一辆。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

　　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了。1961年6月26日，张学良到刘乙光家，刘告以“1、受训事，目前不可能。2、尔后安静生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金石之言。”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小蒋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日、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90年代还在为“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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