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巍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2014年04月24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作者附志：此文采自笔者新书《〈孔子家语〉公案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五章，为该书核心内容，方便读者阅读起见，拟加了“摘要”。
　　摘要：《家语·后序》包括以孔安国口吻写的孔序和载有孔衍奏书的“末《序》”。“末《序》”为孔家后代所述，从王肃《孔子家语解序》提供的线索来看，为孔猛或其前辈、孔衍之后辈所撰的可能性较大。包括《后序》在内的《家语》文本历经流传，非复往昔之旧，后人妄以误文轻下断语而做出夸张的结论，是值得深刻反省的，这一点需要提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强调。部分由于今本《家语》文字之流传出错，从而所述事类或有夸张谬误之处，而未必为刻意伪造所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通例。例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本将《孔子家语》与壁中书作严格区别论述，而他本则混为一谈。“末《序》”所述安国生平著述也是历有渊源，今本称安国为孔子十二世孙，而实数为十三孙，乃为衍文脱文及错文所致，实际应为十一世孙。安国“年六十卒于家”的记载比《史记·孔子世家》“早卒”之说可信，后者为好事者补笔，非史公原文。加上“孔安国《后序》”也有学者论证非亲历者不能为，则如孔《序》所称，《孔子家语》为孔安国所“撰集”，是可信的。


　　连类而及，《家语》尚有两篇《后序》，乃伪书说与平反伪书说两造争议之焦点，其所牵扯的内容，颇有不限于《家语》者，所关甚大，值得专门讨论。

　　一、 《家语》“序”的名目

　　在正式讨论之前，对《家语》之《序》的称引与歧见之历史，首先要追溯一下。

　　见在文献中，较早引及《家语·后序》的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述“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1]其所引“《家语》”之说，文在载有孔衍之奏折的《后序》后一篇中。《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谰言》十（一）篇。”班固自注：“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如湻曰：“谰音粲烂。”师古曰：“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2]“说者”所引《家语》之文，亦在《后序》此篇中。自孔颖达《尚书正义》明引此篇，而始冠以“《家语·序》”称：“《家语·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书》。’是安国祖藏之。”[3]宋代王柏《家语考》相承亦以“《序》”称，该《考》两度称引“其《序》”，一则谓“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悉集录夫子之言，总名之曰《家语》”，一则曰：“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王问儒术，卿以孔子语及弟子言参以已论献之”。（均见前文）所引之文，皆在蒋善国、李学勤等学者所谓以孔安国口吻写的那一篇序中。则唐宋学者有以除王肃自序之外他篇之序亦称为“序”者，盖统诸序为“《序》”称。后世则多目后者为“《后序》”。如宋叶适《习学记言》云：“《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4]已有“《后序》”之名，而所指则在以孔安国口气写的一篇中，高似孙《子略》引述及“《孔子家语·后叙（巍按：即‘后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5]引文在载有孔衍之奏的那篇中，而亦有“《后序》”之称矣。盖均为区别于王肃《家语解》自序为说，或所见原本如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一》中，亦以“《后序》”收录以孔安国口气写的那段内容，并以“博士孔衍言：”领起选录了载有孔衍之奏的后部。[6]王柏以整部《家语》为王肃所伪托，则意以“其《序》”亦为王肃所伪，尽管讽刺的是王柏的立论根据颇借重于“其序”，此“其《序》”（主要是后人所谓“《后序》”）运用于辨伪之值得大书的一笔。明人何孟春则明文以今人所指以孔安国口吻写的那一篇序为“魏王肃序”、“王肃代安国序”。[7]清朱彝尊之《经义考》著录《孔子家语》，引以孔安国口吻之序为“孔安国《后序》”，并下按语道：“安国《家语·后序》，疑亦后人伪撰。”从朱氏后面两段录文来看，盖本王柏、何孟春两家之说。此“孔安国《后序》”与朱氏录“王氏（肃）《孔子家语解》”所引“肃《自序》”自别。《经义考》又录“王氏（柏）《家语考》（未见）”引“郎瑛曰：王文宪公《家语考》一编，以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则又敷衍出“孔衍之《序》”为王肃所伪之说，歧中出歧，前文已讨论过。[8]范家相《家语证伪》，全文收录了“王肃《序》”（即朱彝尊所谓“肃《自序》”）、“孔安国《序》”（范氏从何孟春说以为“此序为王肃代作”，即以孔安国口吻写的那一篇）、“王肃《后序》”（即载有孔衍之奏的那一篇）加以辨伪。[9]如此将三序并载且分别标目，颇为难得。传世《家语》文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明覆宋本书首只收“王氏”之“《孔子家语·序》”，其它两篇未录，却有校刻者吴郡黄鲁曾所撰《孔子家语·后序》，[10]此“《后序》”大不同于前人之所谓“《后序》”矣。又如四库本书首录有“王肃序”之“《家语·序》”（即王肃《家语解》自序）书尾收有“后序”，将按孔安国口吻写的和载有孔衍之奏的全文连贯而下，只另起一行别之，不另标目。孙志祖《家语疏证》未专门录出王肃自序加以考辨，但罗列“《后序》”的条文，作了辨析。其中首录“好事亦各以意增损其言”一则，出于以孔安国口气写的部分，其余均在载有孔衍奏的一篇。亦未加以分别标目，而统称“《后序》”。[11]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则干脆未收上述任何一篇之“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以“《孔子家语解序》”为名收录毛晋重刻北宋本《家语》“王氏”自序；[12]以“《家语序》”为名收录以孔安国口吻写的那篇，并下按语道：“元王广谋、明何孟春注《家语》，皆载此序，以为王肃作。又载孔衍上书云：‘安国撰次《家语》，值巫蛊不行。’则以此序为安国作。毛晋重刻北宋本《家语》，别有《王肃序》全篇，肃不言安国撰次也，疑此序及孔衍上书，皆后人依托。”[13]则严氏虽以两者均为伪托，但不以为王肃所伪，而认定“后人依托”。又以“《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为名，收录孔衍之奏书，称“衍，安国孙，成帝时为博士。（西晋亦有孔衍字舒元，别是一人。）”复下按语以为“此文疑后人依托”。[14]

　　当代学者对《家语》之“《序》”的研究，也颇为重视。举其要者，将之作为专题讨论对象的，如魏玮：《〈孔子家语〉“三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杨朝明，2009年1月。）、张固也，赵灿良：《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26卷第5期。）、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裘锡圭，2011年4月。）之第三章“关于《家语》所谓孔安国《序》、后《序》的讨论”等。其中对于“《序》”之称谓加以厘定的，如蒋善国认为：“《家语后序》原无撰著人名，据序里面所说，纯作汉孔安国口气。”他又将载有孔衍之奏的那篇一析为二：“《孔安国传》和《孔衍上书》可以说是《后序》的后序。传末说‘子国孙衍为博士’，下紧接‘孔衍奏曰’，词意紧接，原是一篇；今为叙述明显起见，分名为《孔安国传》和《孔衍上书》。”[15]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附录”依次收录“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王肃《孔子家语序》”。[16]张固也、赵灿良则认为：“《后序》包括两篇文字，前一篇孔安国撰，后一篇不著撰者，由于其中载录孔衍奏言，通常亦称之为孔衍序。”[17]

　　本文认为，对古书篇目之定名，应当兼顾历史流延之传统与循名责实之原则。为了论述方便起见，今依严可均所为，以“《孔子家语解序》”称王肃之自序，简称“王《序》”；依朱彝尊所为，以“孔安国《后序》”称以孔安国口吻所写的一篇，省称“孔《序》”；以“载有孔衍奏书之《后序》”称最末篇，简称“末《序》”，所谓“孔衍序”，为郎瑛等相传之谬，名不副实，不复从之。后两篇，合称“《孔子家语·后序》”，简称“《家语·后序》”，省称“《后序》”。“王《序》”连“《后序》”，统称所有之“《家语·序》”，从杨朝明等所为，称“《孔子家语》三序”，省称“《家语》三序”。

　　《后序》的重要，正如学者一再引到的，顾颉刚在《孔子研究讲义》中说得最为明白：

　　王肃伪作家语，赖以欺人者在其所伪造之孔安国序及孔衍表。欲辨《家语》之伪，不可不先知此义也。[18]

　　今举其要者，王柏据之倡言《家语》为王肃伪托，范家相、孙志祖指其为作伪之自供状，丁晏等大发王肃遍造群书之论，莫不因缘于是。近人如胡平生、杨朝明、张固也等务为之平反，仍当藉途于此，邬可晶等重证伪作之论更不能不集矢于是。此不特破案之线索，尤为定案之关键也！而《后序》所述史事，不仅关乎《家语》此一书、孔安国与王肃此两人，其中环节之复杂与牵连之深广，有远逾于顾氏所论者。

　　二、 今本《家语》流传所生歧疑例

　　首先必须指出，与《家语》正文一样，《后序》颇有因流传不慎而产生误文歧义之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末《序》”云：

　　子襄以好经书博（巍按：“博”，范家相本作“传”[19]）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20]

　　若依传世今本，则《家语》与《孝经》、《尚书》、《论语》均为子襄所藏之壁中书。宋代陈振孙已怀疑及之：

　　云博士安国所得壁中书也，亦未必然。其间所载，多已见《左氏传》、《大戴礼》诸书云。[21]

　　当据此类传本之“末《序》”而立说。至清代范家相更认为凡此之类，“全为壁藏而作也”。与“《史记》、《汉书》言古文止有《尚书》、《孝经》、《论语》、《逸礼》，无《家语》”不合，而径视为“王肃《后序》”了。[22]近来李学勤或亦缘此以为“……在这一段后，又录有另一说法，认为《家语》同《尚书》、《论语》、《孝经》等都出于孔壁，由孔安国编为四十四篇”等说法“尤为失实”。[23]

　　孙志祖引徐鲲之说颇能释此疑：

　　此“家语”二字后人妄加也。《汉书·艺文志》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传》但云，得古文经传。《水经·泗水注》云：“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孔安国《尚书序》云：“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并无《家语》。即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引《家语》云云，亦无“家语”二字。观此传下文云“子国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不在壁中蝌斗本之数，则此处不得有“家语”明矣！[24]

　　徐氏内外交证，颇为有力。有学者进而认为：“衍文只有一个‘语’字，孔衍原文当为‘壁藏其家’之书，后人因其为《家语序》在‘家’下妄加一‘语’字。除了这个衍文，二序非但没有矛盾，而且正好相互应证、相互补充。”[25]亦甚是。

　　我们想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即在短短的《后序》之中也非孤例。为方便讨论起见，今将《末序》所载孔衍奏书关于孔安国一段迻录于下：

　　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恭【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巍按：《文献通考》所录本“之”作“改”[26]。】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所【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其为时所未施行【巍按：或本“以为其时所未施之”，《文献通考》所录本作“以其为时所未施行”[27]，可从】， 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语》【巍按：《文献通考》所录本无“语”字，请读者注意！】古文正实而疑之哉！又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孙【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尚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难乎！臣之愚，以为宜如此为例，皆记录别见，故敢冒昧以闻。奏上，天子许之，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28]

　　其中：

　　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语》古文正实而疑之哉！

　　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录的文字为：

　　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29]

　　马本比俗本少一“语”字，至为重要！此奏前文称“时鲁恭【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虽“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所【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从上下文理来看，所谓“孔子家古文正实”正指“典雅正实”之壁中书也，因其为经传之古文而与“百家章句”相对而称，可以决其原文必为“孔子家”而非“孔子家语”。奏文紧接以“又”领起乃评论及《家语》与“戴圣”之“《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前一误衍的“语”字当为由此而臆增。可见，此与上举一例皆为“后人因其为《家语序》在‘家’下妄加一‘语’字”也。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讹误足有发人深省者，如果缘此以为《后序》生造《家语》为壁中书之故实，特为张扬而欺世人，岂不冤哉！

　　上述讨论，可以获得两个至关重要的认识：一，包括《后序》在内的《家语》文本历经流传，非复往昔之旧，后人妄以误文而轻下断语，不仅值得深刻反省，而且需要提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强调。第二，《后序》将《孔子家语》与壁中书作严格区别论述，这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坚强的事实。

　　再则，我们也应指出，奏文颇合于汉人的语气。范晔《后汉书》卢植本传，记其“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一〕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二〕臣前以《周礼》 诸经，发起粃谬，〔三〕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四〕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 ，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五〕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 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六〕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七〕 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一〕诂，事也。言解其事意。〔二〕回冗犹纡曲也。〔三〕粃，粟不成。谕义之乖僻也。〔四〕缮，善也。言家贫不能善写而上也。〔五〕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科斗，因以为名。《前书》谓文字为“小学”也。〔 六 〕兴子众也，自有传。《左传》曰“郄縠悦《礼》、《乐》而敦《诗》、《书》”也 。〔七〕表里，言义相须而成也。《前书》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30]

　　卢植的上书，对于本文来说，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他的为学经历可见，经典之立于学官的重要。卢氏从事于私学，在不“得将能书生”与“就官财粮”（即人力与物资资源两不具备）的情况下，连“缮写”文本都难以做到，枉论其它！这恐怕也是孔衍上书希冀“施行”的重要原因。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谓奏中“古文科斗，近于为实”之用辞与孔衍“孔子家古文正实”以及上文“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云云，如出一辙，当皆为有所本而言也。尤其是两奏用到了“正实”、“为实”词汇，“正实”一词亦见于《家语》“孔《序》”，其言曰：“《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31]即是说，其所以为“正实”，因“本旨”皆来自孔子。当然，怀疑者会说《后序》为揣摩汉人口气而揣摩拟似之，再者，孔衍奏文何以出现了“科斗”一词，因为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此词是很晚出的，如蒋善国云：

　　伪《孔传大序》说：“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又说：“科斗书废已久。”按“科斗”一词，是东汉末季才有的。汉代把古文字叫做“古文”、“籀文”（大篆），却不叫作科斗。东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叙》，还称“古”、“籀”，不说科斗，直到东汉末卢植、郑玄才叫科斗。卢植上书说：……（巍按：上文已引，此略。）郑玄《书赞》说：“《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始以《古文尚书》为科斗书。卢、郑以前，没有这个名称。……“科斗书”三字，在晋太康时风行一时，是写古文的时髦语，是古文形体的标志。伪《孔传大序》有“科斗”二字，即使伪《孔传》确是汉孔安国作的，这篇《大序》一定是晋太康以后人所伪托，至少作者是受了西晋“科斗书”时髦语的暗示，孔安国生当西汉武帝的时候，当时尚没有“科斗”这个名词。[32]

　　蒋氏之说，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太绝对。今按：《家语》“孔《序》”提到“……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33]也称“古文字”，而通篇未见“科斗”说法。孔衍之奏尚在其后，当成帝时，有无可能有“科斗”之称呢？谨慎地说，除了后人伪作之外，尚有两种可能。一，“科斗”两字，因缘后世流行“古文科斗”的说法，为后人所增。如上述衍“语”字之例，此为文本流传中出现的问题。至于“末《序》”所云：“……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34]之“科斗”两字，为孔衍后辈若孔猛者所书，正在“科斗”说法流行过程中，自无可疑处。二，原文如是，相传有此一说。我们看郑君已有“科斗”的说法，而其《书赞》又曾自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35]，我们也不能排除此类说法源自孔安国的可能性，毕竟卢、郑二君离许君时极相近，似也不必举一而废一也。尤其是，当我们仔细比勘《家语·后序》与伪《孔传大序》，发现两者之间颇有不能合辙之处，而非如前儒所云以伪扶伪，就更是如此了。

　　所谓《家语·后序》之伪，丁晏辨之最力。其《尚书余论》开篇“《古文尚书孔传》见王肃《家语·后序》，为一手伪书”一节，专论此题，文不长，值得详引于此：

　　王肃《家语·后序》云：“孔安国，字子国，（……）天汉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载孔衍上书云：“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孔子家语》，既毕，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行之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尚书孔安国序》亦言，孔壁得古文《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承诏作传，定五十八篇。朱子尝谓《大序》不类西京文字，亦不是孔安国作。真不刋之论！其言受诏作古文《书传》，乃子虚乌有之谈，正与《后序》一类。因悟古文《书传》与安国《论语注》、《孝经传》俱系一手伪书，特于《家语·后序》著其篇目，又伪造《尚书孔序》，彼此牵缀以实其言，冀取后人之信。《家语》本肃所伪撰，则此古文《书传》亦肃所私造而托名安国者也。且《后序》一篇所言无一可信：鲁恭王，汉景帝子，薨于元朔元年，不得至天汉之后；刘子政经学大儒，如有圣裔著书，岂得不记。《家语》为王肃私定，巧为弥缝，其伪可立见也。《汉艺文志》言古文《尚书》与《论语》出孔子壁中，孔安国悉得其书献之，并不言作传。《志》载《尚书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此伏生今文《书大传》也，与《孔传》篇目不符。《志》又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不言作传。西京孔安国只传授古文，未尝著书也。《班志》原本《七略》，确然可据，马融《尚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若古文先有《孔传》，何得云无师说乎？《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及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释文序录》作乘钦）。”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论语》壁中古文，孔安国以授鲁人扶卿。”即《汉志》传《鲁论》扶卿。张禹传扶卿说，《论语释文》引“郑云扶先”是也。遍考两汉之书，无有言安国作传者，独《家语·后序》言之，此肃之臆造也。安国并无《论语注》，今何晏《集解》引有《孔注》亦伪造也。何氏与肃时代相接，魏晋人不学，从而误信之耳。[36]

　　丁氏怀疑《后序》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几点：一，所谓孔安国据“所得壁中科斗本”而“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之说，不见于旧传或他书。二，其中“《尚书传》五十八篇”与伪《尚书孔安国序》所云“定五十八篇”云云密合，一伪俱伪。三，其中《论语》孔注甚为可疑，为《后序》联络伪作之参证。四，《家语》旧有王肃伪作之说，因而推论上述一切冒名孔安国的著作皆肃“一手”所伪。

　　经过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的驳正，蒋善国已经不信伪《孔传》与王肃有多少关联了：

　　人们多说《家语》是王肃窜改，用它攻击郑玄；但细考各篇的思想，与郑说异处并不多，拿一二经学上的异说，怎能就打倒了郑学！又有人说王肃伪作《家语》是为了羽翼伪《孔传》的经传，但细考《家语》内容也见不出什么羽翼伪《孔传》的地方。再细考《家语注》与伪《孔传》也不尽相同，不但王肃不像《孔传》的作者，并且好像他未见到伪《孔传》和伪经。

　　蒋氏扼要地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自己也提供了一些证据，颇有道理。[37]但亦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为《后序》袭取伪《孔传大序》，出于伪《大序》之后：“伪《家语后序》和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大序》同是伪书；不过《后序》说：‘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巫蛊事起，遂名废不行于时。’完全抄袭伪《孔传大序》的‘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很显然《后序》出于伪《大序》以后。伪《大序》是东晋初出现的，那么《后序》决在东晋以后才出现。”二是认为《后序》颇有“僧盗主人”类的托词。如谓“（《孔安国传》和《孔衍上书》）这两篇都述孔安国作《孝经传》、《论语训》、《古文尚书传》和传《孔子家语》事，亟力为这四种书辩护。当起于这四种书已盛行而被人怀疑的时候，可能成于齐、梁以后。所说的‘故《尚书》则不记见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纯粹是针对学者指责《古文尚书传》和《论语训》不见于《别录》而发的。……衍认为《礼记》抄《家语》，不是《家语》抄《礼记》，如把这些篇删去，等于灭原存末，他这样弥缝《家语》割窃《礼记》等书的行为，实是‘盗盗主人，及诬主人为盗’。再说上书天子，直骂同朝经生戴圣为小儒，未免失体，这点更可反证这篇上书是后人伪作，不是真有这回事。”三是认为《后序》有关记载混淆失伦。他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生卬，卬生驩。”认为“安国只有一位名驩的孙儿在武帝末，并无另一个名衍的孙儿。孔衍是西晋人，……”据此他推论《后序》非王肃所及见，非王氏所伪。他又以为《后序》“把东晋的孔安国误当作西汉的孔安国。……伪作《家语后序》所附《孔安国传》的人误把西晋孔衍当作东晋孔安国的孙子，真是荒谬绝伦。”[38]

　　蒋氏的质疑颇有流于细琐甚至推按失当之处。比如孔衍斥戴圣“小儒”，未为“失体”，《汉书·何武传》就对戴圣大有微词，说他“行治多不法 ，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 。”[39]又如《史记·孔子世家》记安国后代一句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详后文），蒋氏却据以驳孔衍为孔安国孙的说法，自不如前引严可均“西晋亦有孔衍字舒元，别是一人”之说为稳。则王肃是否不及见《后序》也有疑问。再如“末《序》”说“孔安国字子国”，蒋氏所引《晋书》及《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均谓“（孔）安国字安国”，名虽相同，“字子国”与“字安国”，“字”却不同，何得相乱？（亦详下文）但是他比前儒更为深切地提出了《后序》与伪《孔传大序》的关系问题，却很值得讨论。

　　当代学者争辨《家语》是否伪书之两造，亦有力求细致而反失大体的趋向，如“《家语》后《序》‘孔氏三世出妻’的问题”正是一例。但是诸如“《家语》后《序》所载孔氏世系的问题”之类，则仍然是分歧特甚未得定论的重要问题。

　　我们汇聚诸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探讨，当然都涉及到《后序》是否可靠、甚至《家语》的撰集者究竟为谁的问题。

　　一，关于孔安国生平著述的记载。

　　二，关于孔安国的年寿世次。凡此均关涉乎孔安国与《家语》关系这一总问题。

　　三、 《家语》“末《序》”所载孔安国生平著述解

　　首先必须从方法上厘清一个事实，即传说之误与有意作伪应当严格区分。像“末《序》”这样具有鲜明的家乘色彩的文献，不可与信史完全等量齐观。王肃《孔子家语解序》云：

　　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已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40]

　　王肃序在着眼点上与《后序》有很大不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强调《家语》出于孔家，而《后序》则斥言为孔安国所“撰集”或“集录”。前儒已经多少触及此点。如严可均说：“肃不言安国撰次也，疑此序及孔衍上书，皆后人依托。”[41]这是以王序以辨《后序》之伪。我们也认为安国《后序》特见精审，绝非后人能伪；[42]而“末《序》”与王序两序皆夸张而皆真，夸大其辞更见其真。王肃的张皇过甚之处，是说自己平素的见解与《家语》“有若重规叠矩”，从群经之疏及类书等等所引来看，是王肃特别地借重了《家语》，王氏之自夸，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自信和个性的张扬，但是正是这一点启人疑窦，所谓自供状之说就是由此而起。但是，在我们看来，与其是作伪的证据，不如说是出于“圣证”的需要。有一个比自序所反映出来的更重要的事实是：通检《家语》全书王注，竟没有一处提到孔安国！对传述者如此严重的有意忽略，是要说，该书由谁传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他“有若重规叠矩”的是的是孔子本人的圣言，这是他笼统地强调此书为孔“家有其先人之书”而不着安国一字的根源。这也可以反证王柏等所谓王肃伪托于安国说之不确。另一方面，如果《家语》为王肃之徒如孔猛辈伪造，何以书注不及安国一字，让《后序》所云完全落空，也是不可思议的。是则崔述等的见解亦不可通。

　　我们认为“末《序》”为孔家后代所述，从王《序》提供的线索来看，为孔猛或其前辈、孔衍之后辈所撰的可能性较大。而“末《序》”的夸张失实之处，比王肃为严重，与其说出于作伪的动机，不如说是为张扬祖德而夸大其辞，这与《家语》正文中不乏虚演孔子事迹言论之例同一理由，从今本来看，有传闻失实之处，也有后世流传中出现的文字讹误问题，颇为复杂。

　　“末《序》”述安国之先祖自孔子至子思云：

　　孔子生伯鱼。鱼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43]

　　这里说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孔丛子》作“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44]，两篇之差不足为异，或传闻有别，或文字有讹，或各据所见本篇数而言，凡此不可拘泥视之。至于所云“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则显为失实之谈，《孔丛子》亦有“孟轲问子思”的记载，[45]显与孟子自称“予私淑诸人也”[46]之说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受业子思之门人”[47]之说不合，可当演义看待。“年六十二而卒”与《史记·孔子世家》“年六十二”[48]的记载同，“六十二”，学者或以为当为“八十二”（毛奇龄）、或以为当为“九十二”（王叔岷）之讹。凡此皆不可深信。至于范家相、孙志祖、杨朝明、邬可晶等诸位学者化费甚多笔墨之“‘孔氏三世出妻’的问题”，此事有无、或三世或四世之类，似亦无太关乎此序之真伪。与《礼记·檀弓》所载，可以传闻异辞视之。从上下文来看，“末《序》”此句的要点，似更在于强调自孔子至子思的一脉单传。无论如何，此种说法起不到任何护卫《家语》的作用。

　　“末《序》”又记安国之生平与著述云：

　　子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巍按：范家相本作“学”）无常师，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天汉后（巍按：“后”，范本作“中”[49]），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既成，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

　　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后，孝成皇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众书，都记录名《古今文书论语别录》。子国孙衍为博士，上书辨之曰：……[50]

　　这段记载，有虚有实，而未必出于刻意的伪造。为方便起见，先论安国受学与传述情形，再及生平与世次。

　　文中所谓“受《尚书》于伏生”，颇启后人疑窦。总因安国与伏生年世不相及，故无缘得亲受业也。所以有学者认为“乃因二人皆以《尚书》学名世，而有此传闻美谈。”[51]说穿了，此事实不可信，惟此类不可独责“末《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三○、孔门传经辨”曾揭示“汉儒传经之说，有可信，有不可信”之例，《史》、《汉》等所载，颇有经不起细致考按的。[52]“末《序》”此类之说，盖相传“不可信”者也。安国后人益犯此类锦上添花之病。下文“天汉后（范本作‘中’），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亦如此类。范家相以为“……此当在景帝之末与武帝之初。在安国得科斗文，徐为考究，自必历有年所，而后献。云在天汉可也，若以坏宅为天汉，不大误乎？”[53]“鲁共王坏孔子故宅”之年，范辨甚是，所以张固也只能读“天汉后，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为一句，以“天汉实为孔壁古文悉归安国之年”，并谓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与《汉书》的有关记载均源于“孔衍序”。[54]我们认为，张氏以载有孔衍之奏书的序必为孔衍亲笔，已成问题，刘、班诸说或与孔衍之奏所载同源，必谓《移书》与《汉书》本于孔衍后辈若孔猛者所撰之“末《序》”，则为倒置之见，并无确据。天汉后为安国得书之年或可备一说，然更可能的是安国后代如孔猛辈实已经不得当年真相，故只能笼统混沌说之。鲁恭王坏孔壁得孔氏古文之事，康有为等以为子虚乌有之事，固属孟浪，王叔岷以为《史记》不载正见史公特识，亦属牵强。事实是，班固虽记载了其事，对古文一节，亦不能悉其款曲矣。所以他在《艺文志》中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55]，述此事之年已不确；在《儒林传》中则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56]一个“盖”字下得何其慎重！至于所谓（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及）迁书“多古文说”何所指称，至今学者纷纭未定。如刘起釪云：“清代早期如臧琳《经义杂记》，指出《史记》所用皆今文，后期如陈寿祺《左海经辨》论定司马迁时《书》惟有欧阳立于学官，其所据《尚书》为欧阳本，《尧典》等五篇所用之字仍为今文。至清末今文家更推阐此说，特别是崔适《史记探源》逐篇考明《史记》所用皆今文说，未引古文。他的仔细考订是可信的。可知此处孔安国授司马迁古文之说确不足信，孔安国治《尚书》一生从来没有传授过古文。”[57]马宗霍的看法则不同：“按：古文说与古文字不同。‘说’者，说其义也。今《史记》述《尚书》之文，多以诂训字易之，疑即受之安国。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者，盖以今字释古字，即所谓‘说’也。然其所说之字本为古文，故谓之‘古文说’。或者误解，以为安国用当时隶书对读古文，此惑于伪《孔传序》‘隶古，定’之言，非也。又有疑太史公为今文说者，更非也。许君所引经文为古本，而所说字义多与太史公所易之诂训字相合。故今凡《说文》引《书》有为《史记》所载者，则采《史记》证之，以见子长、叔重《尚书》之学，异流而同源也。”[58]我们以为后说近是。

　　孔安国传述古文之事，当时或后人多不得其详之故，在于私学固难与官学相提并论也。然既传古文，必训解之。丁晏所谓“西京孔安国只传授古文，未尝著书也”之说，无乃太武断乎！“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59]非为绝无可能之事也。惟所述是否安国当时之实情不可质言，但不可谓全无所本也。即就“《尚书传》五十八篇”而言，盖因古文经有五十八篇，安国每篇为一传，故有此目。而“五十八篇”之说确有依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引《太平御览》六百八引桓谭《新论》曰：“《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60]又引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61][62]乃丁晏牵引伪《孔传序》云云为比，实为不伦。按伪《书·大序》云：“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63]所谓“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云云之说，皆为《后序》所无！《大序》所谓“定五十八篇”之说明明为与桓谭、刘向及“末《序》”“五十八篇”之说相符合，乃出此弥缝之论。更明显的是，《大序》有所谓“隶古，定”之说，又谓“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孔丛子》所附《连丛子·与从弟书》亦云：“知以今雠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其余错乱文字摩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阙疑之义。”[64]《后序》只说文字“科斗”形、文本未“施行”而已，并无此类之说；尤其是所谓“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之说，《孔丛子》所附《连丛子·叙书》亦有“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云云[65]，如蒋善国所云“这是一件大事”[66]，然《家语·后序》并不见“承诏”或“受诏”只字！如果真有此事，孔衍何以不据之援“先帝之旧章”以力争之，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为者乎！此可证丁晏牵合伪《大序》之粗疏、蒋善国以《后序》“完全抄袭伪《孔传大序》”之倒置。

　　此益证安国古文私学之隐晦，今复以所谓“会值巫蛊事”节明之。

　　上文已引《儒林传》安国传《古文尚书》：“遭巫蛊，未立于学官。”[67]《艺文志》也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68]《楚元王传》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云：“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69]《家语》“末《序》”载孔衍上书道：“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校正详见前文）“末《序》”又云：“天汉后（范本作“中”），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既成，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汉书》述及“巫蛊”至少三见，短短“末《序》”亦频繁两见，且不论伪《大序》，“会值巫蛊事”之作为理由何其盛也！何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沈钦韩《汉书疏证》云：

　　《孔子世家》末叙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准太守，早卒。”则安国不及见巫蛊之祸也。荀悦《汉纪》“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帝（巍按：《汉纪》原文为“武帝”，疑脱“武”字。）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立于学官。”则与《世家》“早卒”之文合。王鸣盛云：“宋本《文选》刘歆《移书》，亦有‘家’字。”按近代阎氏、王氏辨伪《孔传》已详，不复复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国身为儒官，既以古文传授，何不及生存时献，而当身后倥偬多事始上之乎？当鲁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传首云好治宫室、季年好音，则坏壁得古文亦在景、武之际。武帝即位，敦崇儒术，未逞多欲。荀知孔氏所藏古书，纵使世儒无能通晓，宁有不录秘府而任其隐滞民间，则“广开献书之路”何为乎？荀谓今文方兴、诸儒嫉妬，或有壅遏之者，考伏生虽授朝错，微若一线。今文至兒宽始显，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又在其后，宽先受业孔安国，则古文始师名辈，在先无踰于安国。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盖古文之不显，实缘世主之不好，而学者所苦难。史云“巫蛊事，不得施行”遂为疑案。[70]

　　关于《古文尚书》为“安国”抑或“安国家”献之，详下文。沈氏指出“古文之不显”之主因为“实缘世主之不好，而学者所苦难。”甚为有见，如此则史文所谓“会值巫蛊事”云云，竟为饰词矣！如《艺文志》“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顾实《讲疏》云：

　　武帝自戾太子巫蛊事兴，文事武略，不复见诸桑榆暮景。故刘歆曰：“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移太常博士书》。）《班志》因之。然武帝尊儒，本循虚声，相公孙弘黜董仲舒其明验也。故自言《尚书》朴学弗好，（《儒林传》。）则古文近于为实，宜更厌抑，不及施行，原无足怪。惟后之为臣者不能不为掩护过短，故借口巫蛊之事，亦未可知，则此事似不可拘泥而论矣。[71]

　　沈、顾二氏之论，可谓深得“巫蛊”事与“古文”公案关系之真趣也！我们当可进一步指出《汉书》与“末《序》”均以鲁恭王及安国得古文事笼统含糊地系于汉武帝时，正缘“巫蛊”事起于汉武帝末年（无论《汉志》所云“武帝末”还是《家语》“末《序》”所云“天汉”皆然），故均有此误。史臣、孔氏后学为谨遵政治正确之底线，乃于有意无意间湮没了圣学传流之真相，私学之可悲与可贵，真让人感慨系之！

　　今当再申论者，为安国传古文事与鲁恭王得古文事相关而不能混同之一节。《汉志》云：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锺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72]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73]

　　《汉书·楚元王传》录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又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综合以观，孔壁所出之书，至少有古文《尚书》及《礼记》（即今之《仪礼》）、《论语》、《孝经》、《春秋》等，至于《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74]刘师培等亦云：“而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即今《仪礼》。）”，[75]则不可信，恐系误读《汉书·艺文志》及《移书》而然。[76]证以《家语》“末《序》”所载，孔安国所传习出自孔壁者“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亦不及其它，如《礼经》、《春秋》之类。今又检荀悦《汉纪》述刘向所言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77]所得之本同为古文《尚书》、《论语》、《孝经》三种，记载若合符节，颇可参证。

　　安国从鲁恭王处所得之书即定，安国及从其学者撰述训解，至孔氏后人如孔猛辈时已知有“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有何不可信？至于篇数，前文已讨论过“《古文尚书》旧有”“五十八篇”说之有据，则“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盖依经立传，经一篇传一篇也。至于“古文《论语训》”与“《孝经传》”之篇数，《汉志》云：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顾实《讲疏》：

　　亡。此孔壁《古文论语》也。何晏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论语》。《古论》惟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马融亦为之训说。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论语集解序》）然何晏既云孔安国训说不传，而其《论语集解》又采孔安国注，盖出晏等所伪作欤。（沈涛《论语孔注辨伪》，已详之。）马注久佚，郑注则近有炖煌石室所出《论语注》残本，仅四卷，题曰‘孔氏本，郑氏注’，盖唐人写者误题，以为孔安国《古文论语》本也。”[78]

　　而罗振玉、王国维则认为：《郑注》篇章全从《鲁论》，字句全从《古论》即“孔本”，后者是称《郑注》为“孔氏本”的原因。关于“孔安国注的真伪问题”。王素的看法与“清人怀疑‘孔注’为伪作”说不同：

　　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集解》序中“而世不传”这四个字的含义。根据常识推测，如果何晏清楚知道孔安国的“《古论》训说”早已失传，那么，他也应清楚知道自己所见的“孔注”是伪作了。既清楚知道“孔注”是伪作，为什么序中不直接了当地指出？为什么书中还要屡引？显然，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笔者以为，“而世不传”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应是：“其训说虽存，却没有传人。”皇侃《论语义疏》于“而世不传”下云：“世人不传孔注古文之《论》也。”即隐约披露了这个真正含义。《隋书·经藉志》“《论语》类”云：“《古论》先无师说。”则披露得比较明显。我们知道，两汉经学重师承，没有把心法传给门生弟子，不管著作是否仍在流行，人们都认为其学已无传人。《汉书·孔安国传》详载《古文尚书》由安国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庸生传清河胡常少子，等等，却无一字谈到《古文论语》的传承，证明孔氏“《古论》”确无传人。这样，《集解》序中“而世不传”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就更清楚了。没有传人，并未影响“孔注”的流行，《郑注》字句全从“《古论》”即“孔本”，《集解》屡引“孔注”之文，郑玄、何晏当然是看到过货真价实的“孔注”的。“孔注”伪作说不能成立。[79]

　　今按，何晏绝不致明知其伪而再引及之，王素所辨甚是。更不致自伪而自留缝隙供人揭伪，此类如为王肃所伪诸说皆无明据。王氏解“而世不传”为“没有传人”则有可商。我们认为，若无传人，郑、何等从何而得“货真价实的‘孔注’”？所谓“而世不传”仍当与《后序》所述“《论语》则不使名家”、未得“施行”等有关，盖指私下传学，既未立学官，亦不得官方簿籍之著录，故不能为世所广传也。《汉书·孔安国传》详载《古文尚书》源流，亦因《古文尚书》等新莽时曾立学官，为一代之典章制度所系（虽然对于班固来说，新莽已是伪朝），故不能不详为追溯，非谓古文《论语》等因无传人而不及之也。要而论之，除伪《古文尚书》经传已证定为伪作之外，其它类如《论语注》等冠名“孔安国”者皆与安国之传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未必尽出于伪作之一途，其传播之隐晦，多缘私学非官学也。我们以为“末《序》”所谓安国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即其一也，而“十一篇”或为“二十一篇”之脱一“二”字而讹传所致，盖亦如安国为“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之例，古经一篇为传亦一篇也。至于《汉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而“末《序》”载安国为“《孝经传》二篇”，篇数亦不同，则未必为流传中文字之错讹，因《孝经》原文就短，“一篇”足矣，传文稍繁，“二篇”乃足也。《敦煌类书·录文篇》“坟籍”有云：“《孔子家语》共十卷，总四十四篇；《古文尚书》十三卷，五十八篇；《古文论语》十卷，廿一篇；《孝经传》二篇。”[80]所记著述皆与“末《序》”所载孔安国相关，所举典籍之名，全同，除《家语》外，与《汉纪》所载亦密合；而篇数除“《古文论语》”外，皆同。可证原本《家语》“末《序》”原文当为“《古文论语训》二十一篇”，与敦煌类书所谓“《古文论语》十卷，廿一篇。”篇数相合，今本误夺“二”字。凡此不可拘泥而论，亦不详说之了。可以想见当孔猛辈所处之时代，安国一脉传承下来之诸传或皆尚存，据所见而言，故有此说；或相传自有此事，据所闻而录。丁晏、皮锡瑞等竟以为皆王肃一手所伪，殊不可通。

　　四、 《家语》“末《序》”所载孔安国年寿世次征实

　　以上的讨论，颇涉及今本《家语》文字之讹误而所述事类或有夸张之处而未必为刻意伪造所致。我们必须郑重的指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通例。前文只就《后序》所述安国之著述而加以讨论，由此而牵连到安国之世次年寿等生平行实，尤其如此。

　　请先论年寿，再及世次。

　　关于安国年寿问题的讨论，如上文沈钦韩所述，由清儒辨伪《古文尚书》案而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云：

　　予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早卒”者不合。信《史记》“早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早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81]

　　阎氏之说，据《史记》安国“早卒”之记载，及《汉纪》有“家”之文，似解决了《史》、《汉》年寿不合的矛盾，立论之巧，既为阎氏之所自负，又颇为后学所从。如王鸣盛云：“宋本《文选》，刘歆《移书》亦有‘家’字，巫蛊出安国口中，其谬可知。”[82]既为进一步证成阎氏之说，似此案可勿庸再议矣！然“亦有‘家’字”之“宋本《文选》刘歆《移书》”颇不易睹，博学如黄彰健，亦无奈地说：“王鸣盛所见宋本，惜未见。”[83]我们要问的是：即令“刘歆《移书》”与《汉纪》同作“安国家献之”，《汉书》与《汉纪》所指称者是否只能为安国之后代、必须将安国本人除外？《史记·孔子世家》安国“早卒”之文果可据乎？

　　《家语》“末序”云：

　　……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后，孝成皇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众书，都记录名《古今文书论语别录》。子国孙衍为博士，上书辨之曰……[84]

　　所谓“年四十”已经为官“谏大夫”[85]等，至“年六十卒于家”云云，显与《史记》“早卒”之说不合，是《家语》伪书不足据，还是《史记》的记载有问题？以往学者固守《史记》、多信阎若璩之说，近年因阜阳双古堆汉简等出土新材料的启发，学者乃始信《家语·后序》的记载，而不从《史记》之说。如胡平生就果断地认为：

　　两序中的确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孔安国的寿龄长短、任官时间、献书年代等等。这些问题，在其它文献记载中已相互矛盾，莫衷一是，两序一出，又增一说，但是我们如果以两序为主折衷全部材料，却能够排出一张比较合理的“孔安国大事年表”。……“早卒”之说，不见于《儒林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艺文志》等，今不依此说，而采用王序（巍按：称“王序”不确）“年六十卒于家”说，大体上可以理顺各种关系。[86]

　　张固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年四十为谏（议）大夫’作为最重要的支点”重排“孔安国大事年表”，亦有进境，并认为：

　　[阎若璩]这个校勘学上的著名案例，其实难以成立。因为《汉书》两言“安国献之”，不太可能都是脱漏所致。……既然孔衍序（巍按：称“孔衍序”亦不确）先言“天汉”，后言“巫蛊事起”，当指征和之事无疑，不容作其它解释。

　　又推测道：

　　班固记载孔子世系是根据《史记》略作删节的，其所见《史记》“武生延年”四字很可能在“早卒”二字前，今本偶有错简。[87]

　　这又涉及到今本《史》、《汉》所记安国世次相差一代的歧异问题，至于所谓安国之“早卒”，他归结为“今本偶有错简”所致。胡、张诸说未尽而颇有见地，然此后研究安国生平与学术或者辨伪《家语》者，颇有不加采信之者。如陈以凤博士论文《孔安国学术研究》仍本《史记》“早卒”之说立论；邬可晶博士论文《〈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亦坚守阎若璩、王鸣盛之名校云：

　　既然《尚书大序》的“既毕，会国有巫蛊事”是后人据脱“家”字的误本而作的伪品，那么《家语》后《序》的“既成，会值巫蛊事”和孔衍奏书的“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恐怕也应该是伪造的。[88]

　　此说近据阎、王而远本《史记》，辨伪思路则与蒋善国所谓《后序》抄袭《尚书大序》之说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学者对《史记》安国“早卒”与“末《序》”安国“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年六十卒于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疑者自疑信者自信，其根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今本《史记》之误文，尚未得到深入的揭发；二，今本《家语》“末《序》”之错文亦有待彻底的梳理。今试分析如下。

　　关于孔安国的世次，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作了综述：

　　与孔安国生卒时间问题相类，学者们在孔安国的世次问题上亦存有异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认为其为孔子第十一代孙，黄怀信先生持此说[89];第二种是认为其为孔子第十二代孙，张立兵持此说[90];第三种是认为其为孔子第十三代孙，张固也持此说[91]。产生三种不同观点的原因在于《汉书》、《史记》和《孔子家语·后序》等史料记载存有不同之处，……[92]

　　可惜，作者漏略一种看法：即安国为孔子十世孙之说。此说，王叔岷氏坚执之。《史记·孔子世家》“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道：

　　（《汉书》）《孔光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家语》）《后序》：“季中生武及子国（安国字）。”《唐表》：“忠二子：武、安国，武生延年。”则《史》以安国为武子，误也。《阙里考》云：“武字子威。”

　　王叔岷《史记斠证》按云：

　　安国如为武之子，则是孔子十一世孙。故《尚书序疏》云：“《孔子世家》云，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论语序邢疏》亦云：“《世家》，安国孔子十一世孙。”据《孔光传》、《后序》、《唐表》，安国是忠之子，则为孔子十世孙。敦煌本《尚书目录》（伯目二五四九），卷末有孔安国小传：“孔国，字子国。又曰孔安国，汉武帝时为临淮太守，孔子十世孙。”称孔国，未知何据，恐晚出。称“孔子十世孙，”则与《孔光传》、《后序》、《唐表》合。是也。去秋陈铁凡君据此小传撰文以证史公之误，且以质于岷。岷以为史公记事，固有纰缪。然史公曾从安国受学，决不致误安国为忠之孙，武之子。此文盖本作“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与《孔光传》、《后序》、《唐表》及敦煌本《尚书序》卷末小传皆合。“及安国”三字，盖传钞误倒在“武生延年”下耳。孔颖达、邢昺并未留意及此，遂以为《世家》云“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后人亦纷纷以史公为误矣！[93]

　　王氏广征博引，列诸说甚详，颇便检讨，然推按似有不当。“孔子十世孙”之说只见于敦煌本《尚书目录》卷末孔安国小传，与《孔光传》、《孔子世家》、《后序》诸说皆不合，孤证不立，不可为据。问题的关键是“孔子第n世孙”的数法难以确定（如从哪一代算起？孔子本人在不在第一代内？），数法不同世次自然各异。见在文献中最可依据的，为《汉书·孔光传》。其言云：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顺，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94]

　　其所以最可据依，主要在于首句“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明文有孔光这一世次定点，而且“十四”之“四”字讹误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比“一”、“二”、“三”等互错的可能性小得多了。有此一定点，其余皆可顺推。最保险的办法，是逆推，我们就从孔光为十四孙为起点上推，结果如下：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1）生伯鱼鲤（2），鲤生子思伋（3），伋生子上帛（4），帛生子家求（5），求生子真箕（6），箕生子高穿（7）。穿生顺（8），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9）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襄生忠（10），忠生武及安国（11），武生延年（12）。延年生霸（13），字次儒。霸生光（14）焉。

　　这是读“鲋弟子襄”为孔鲋之弟“子襄”，一说读为孔鲋之弟之子“襄”：《史记·孔子世家》“子襄生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按云：“上云鲋弟子襄，此云子襄生忠，是子襄为鲋弟矣。《汉书·孔光傅》‘鲋弟子襄，襄生忠’，则襄为鲋弟之子矣。孔光为孔子十四世孙，鲋、襄各为一世，乃合十四之数。此文盖衍一‘子’字。”[95]这样读，盖将孔子本人除外，从孔鲤算起为第一代，不确。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鸣盛云：“十四世连前后并及身总言之，后人言谱牒者皆当以此为例。沈约《宋书自序》、萧子显《南齐书》序太祖道成先世例同。”[96]（巍按：说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97]）王氏此说可从。因此我们认为：《孔光传》“襄生忠”，逆向运用钱大昕说例，疑夺一“子”字，《汉书·孔光传》原文当为“子襄生忠”；《 汉书·古今人表》第三等（上之下）“孔襄（孔鲋弟子）” 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子’字衍。钱大昕云：‘当与孔鲋同等’（巍按：见钱著《三史拾遗》，原文此后尚有‘误超二格’四字。[98]孔鲋于《人表》列第五等中之中。）此皆刊本之误，非班意。”[99]我们认为今本《人表》“孔襄（孔鲋弟子）”原文当为“孔子襄（孔鲋弟）”，“子”字非衍，而是误挪了位置。照钱氏的看法，孔襄为孔鲋之弟之子，而我们则认为孔子襄为孔鲋之弟。《古今人表》终止于孔鲋、陈胜、董翳、孔子襄、吴广、司马欣。表中他们时序紧接，表中人物为孔鲋之弟的可能性比是孔鲋之弟之子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然无论怎样读，均不影响逆推上去安国为孔子第十一代孙。依《史记·孔子世家》“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之文，多一代，照《汉书·孔光傅》算法，为孔子第十二代孙。（无论“十一”与“十二”，均与敦煌本《尚书目录》卷末孔安国小传“十代孙”说不合，王说非是。）所以《尚书序疏》云：“《孔子世家》云，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论语序邢疏》亦云：“《世家》，安国孔子十一世孙。”唐、宋两代这一致的说法不知是怎样算出来的，颇疑“十一”为“十二”之讹。王叔岷氏盖据此等误说，推减一年，而以为“称‘孔子十世孙，’则与《孔光传》、《后序》、《唐表》合”，显然错了，错因盖不单在于未细审《孔光传》等的记载，又强与敦煌本《尚书目录》卷末孔安国小传相附会所致。

　　而王说“‘及安国’三字，盖传钞误倒在‘武生延年’下耳。”则可备一说。其实今本《史记·孔子世家》的问题，是远不止于此的。

　　让我们先来看今本《史记》之记载，问题到底在哪里。为此必须回到原书上下文：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

　　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

　　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

　　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

　　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安国生卬，卬生驩。[100]

　　照王叔岷的看法，原本末句当为：“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安国生卬，卬生驩。”经此校正，安国之世次到是与《汉书·孔光传》相合了（与敦煌本《尚书目录》不合），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此改动与太史公笔法不甚相合。仔细揣摩司马迁书法，他叙孔子至子慎一线单传，均用“生”字，至有二男，乃用“弟”字之例，如上文子慎有二子“鲋”与“子襄”，他变“生”文用“鲋弟子襄”表述，一则以见子慎之两子一则以见“鲋”为兄“子襄”为弟。史公用墨之精审，于此可见。但他不用“子慎生鲋及子襄”这样的表述，细味之，盖为分述两人行事之方便与清晰。史公用心之周到，亦于此可见。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下文述武与安国兄弟也会采用同一书法，今本之讹文是否出在“及”字上？而且，今本史文之错误，远不止此。史公述孔子后代的年寿，无一例外详举细数，（尽管如梁玉绳说“《后序》子高年五十七。但此所书孔氏之年，慎、鲋、襄、忠四人，三代皆五十七岁，并子高则四世同寿，可疑也。”[101]不排除偶有误文的可能，无论如何，古籍中数字之错讹概率总要大些，本文讨论所及尤其是如此，上文如“末《序》”所谓安国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之“十一篇”当为“二十一篇”脱“二”字而讹，下文还会出现，如“末序”云：“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之“十二”误例。）无缘亲从问学的安国，既知其“卒”，而不书年数，岂有此理？如张固也说，“早卒”者为他人若孔延年者，惟以此例衡之，亦当细数之也。且《汉书》亦无延年“早卒”之说，紧见下文。为了进一步了解史公之特笔，很有必要将之与班固之《汉书·孔光传》加以比较。据上文所引，班氏均不详年寿，这是与史公最大的不同，所以“早卒”之说是最有问题的。至于学者为弥合《史》、《汉》之矛盾而提出各种“早卒”异说（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与陈以凤《孔安国学术研究》，此不赘），似皆为横生支解。《汉书》说“忠生武及安国”，当然可以视作本于《史记》，以变文之例圆之，与前史公“弟”例不同，亦可通也。惟《史》文后又有“安国生卬，卬生驩”之记载，日人泷川氏《考证》说：

　　此盖天汉以后事，后人补记。[102]

　　盖泷川氏以为史公不及安国后代时事尤其难悉其孙辈之事，故有此说，颇有道理。然这一记载很有问题。《孔丛子》所附《连丛子·叙世》云：

　　臧子琳，位至诸吏，亦传学问。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废绝，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为关内侯。茂子子国，生子卬，为诸生，特善《诗》、《礼》而传之。子卬生仲驩，为博士弘农守。善《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训诸生。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尝以清论讥贬史丹，史丹诸子并用事，为是不仕，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103]

　　王叔岷《史记斠证》于“安国生卬，卬生驩”下按云：“《孔丛子·叙世篇》作子卬；又驩作仲驩。”[104]盖以为《孔丛子》所附《连丛子·叙世》足补《史记》之记载，因名字完全可对上号也。而问题在于世次颇为不伦，《史记》所述与《孔丛子》的记载绝不能弥合。据《连丛子·与从弟书》与《连丛子·与子琳书》，“侍中子国”为孔臧之从弟，同辈；又据上述《连丛子·叙世》则孔“臧”为“子国”曾祖辈。“侍中子国”（安国？）与“茂子子国”绝不能为一人。图示如下：

　　臧——琳——黄
　　侍中子国 茂——子国

　　由此可见，王氏这条斠证不能成立。《家语》“末《序》”云：“孔安国，字子国。”他的错误在于将《孔丛》所载“茂子子国”与《史记·孔子世家》的“安国”混淆了。王氏的疏误很有启发性，到底是《孔丛》本《史记》生造世系，还是今本《史记》误据《孔丛》而为此说呢？众所周知，《孔丛子》这类书颇有夸张失实的记载，上段自孔臧至孔子立以下的记载就不无可议之处，[105]但是不致于同一书中文字紧挨着的两处记载会有太过明显的错乱，“侍中子国”与“茂子子国”非一人，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我们认为是今本《史记》与王氏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之所以如此，因这一段话绝非史公之亲笔，而是如泷川氏所言乃“后人补记。”为泷川氏所不知而更严重的是，“补”又补错了。从此人稀里糊涂参考了《孔丛》一段不甚可靠的记载来看，补笔至少出于东汉之后。这位好事者很不了解孔氏之家事，像安国“早卒”云云，亦为此人之补笔。因此我们认为今本《史》文“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安国生卬，卬生驩。”其中“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皆为后人补笔，史公原文至“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而绝。至于上文“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之不通，如王叔岷说为“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之“传钞误倒”，我们觉得或当为“武生延年，（武）弟安国”之讹，“弟”与“及”形近而讹，与史公上文“弟”之述例笔法一致，另一方面，如此行文，紧接下文安国事尤为顺当。所以今本《孔子世家》关于孔安国的记载是很不可靠的，运用此段材料，得万分小心。

　　安国“早卒”云云不可据之说既明，则如胡平生、张固也等揭示者，《家语》“末《序》”所述安国“六十而卒于家”等记载大体可信，或者也可说相互参证。我们回过头来看“古文”“孔安国献之”尤其是“孔安国家献之”的确切意谓。今先汇录有关记载如次：

　　《史记·儒林列传》云：

　　伏生者，济南人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巍按：此读法有问题，详下文）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106]

　　《汉书·儒林传》道：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巍按：参见《经典释文序录》“卿者兒宽门人，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熟，所问非一师。”[107]的类似有关“从”师“问”学的记载，“故”字连从下文读为是，此亦不确）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108]

　　《汉书·楚元王传》录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109]

　　《汉志》曰：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锺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10]

　　荀悦《汉纪》述刘向所言云：

　　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11]

　　《家语》“末《序》”载孔衍奏书曰：

　　然其典雅正实，与世所【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其为时所未施行，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112]（巍按：本人的校正详见前文）

　　上述诸文涉及“家”字处，甚多，古来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史、汉·儒林传》：“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司马贞《史记·索隐》于“《逸书》”后逗开，“按：孔臧与安国书云‘旧《书》潜于壁室，欻尔复出，古训复申。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艺文志》曰：‘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谓起发以出也。”[113]王先谦《汉书补注》于“起其家”后逗开，引何焯之说曰：“‘起其家’，似谓别起家法，司马贞云‘起者，谓起发以出也。’则当属下‘逸书’读。”[114]王引之《读书杂志》三之六“因以起其家”条云：“当读‘因以起其家’为句，‘逸书’二字连下读。起，兴起也。家，家法也。（《后汉书·顺帝纪》曰：‘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儒林传》曰：‘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传》曰：‘汉立博士，十有四家。’）汉世《尚书》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经，读之、说之，传以教人，其后遂有古文家。（《论衡·感类篇》说《金縢》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兴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曰：‘凡《书》九家’，谓孔氏古文、伏生《大传》、欧阳大小夏侯说，及刘向《五行传》、许商《五行传记》、《逸周书》、《石渠议奏》也。《刘歆传》曰：‘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谓《逸礼》、《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书》自为一家之证。《书序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间有得《泰誓》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后汉书·桓郁传注》引华峤书曰：‘明帝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是‘起’谓其学兴起，非谓发书以出也。《逸书》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发以出邪？”[115]

　　今按，何焯尤其是王引之力申“别起家法”之说，以与司马贞“起者，谓起发以出也”说立异，后学多从之，言似甚辨，实未必然。《孔臧与安国书》今见载于《孔丛子》，其书是否可据另当别论，小司马引之证“起发以出”说，显然非谓孔安国如鲁恭王无意之中挖出一堆古书而莫名其妙般的“发得”，所以王引之所谓“非谓发书以出也。《逸书》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发以出邪”的指责，对司马贞来说完全落空，太冤枉了；王氏对《索隐》之文是断章取义的。两种说法的差别，还在于：司马氏重在解“起”字，而何、王两氏别说“家”为“家法”。我们认为，后说有增字解释之失。王引之以后汉“家法”观念，强解先汉史公之文，未得为契合历史的观点。旧读“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不可废也。史迁述《尚书》学渊源，无论伏生与孔安国，均先说藏书得书有书起书之事，再记其传学。马、班皆强调“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既指安国“读”、“发”之功，又标孔家文本之特尊。此所以史汉之文必先记“孔氏有古文《尚书》”，后乃记安国之传学；此安国也，必强调身为“孔子后也”；“以今文（字）读之”、“起”之者，贵以其为“孔氏”（孔家）之书也；“孔安国献之”者，亦尊以其为“孔氏”之书也；“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者，以孔安国及其家在“武帝时”为“孔氏”之代表也；其书其学以别立一家“家法”为“百家”之一“家”为可贵乎，抑其为“孔子家古文正实”而可尊邪？太史公何得睹后世森严之“家法”、安国“早卒”之补笔，刘歆、荀悦又哪里梦想得到后世《古文尚书》案辨难之纷纭，而强说之孔安国必不得亲历天汉后献书之事、必不能置身于“孔安国家”之中而必谓“孔安国家”为孔安国之后代乎？所谓“其家”、“孔安国家”，重其先人邪，抑重其后嗣邪？凡此皆可覆案原文，不待烦言而解者也。

　　所以孔安国之重要，不仅因其才学仕履颇有可观，兼因其为孔子之“后”、圣学所系也。那么他到底是孔子的第几代孙呢？前文已知近人有“十世孙”（王叔岷）“第十一代孙”（黄怀信）、“第十二代孙”（张立兵）、“第十三代孙”（张固也）诸说，我们也以孔子第十一世孙为是，详上文，这里要讨论的是《家语·后序》所载是否确实的问题。

　　王叔岷说：“敦煌本《尚书目录》卷末有孔安国小传）称‘孔子十世孙，’则与《孔光传》、《后序》、《唐表》合。”是则他以《家语·后序》所载孔安国亦为“孔子十世孙”，张固也也是据《家语·后序》立说，他的看法则为“第十三代孙”，而《家语》“末序”的原文劈头第一句话则是：“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同一《家语·后序》为何引出如此纷纭之歧说？《家语·后序》的可信度到底如何？

　　请先录“末《序》”原文如次：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孔子生伯鱼。鱼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后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巍按，孙志祖本作：榼；[116]范家相本作：㯼[117]），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语十二篇，名曰《言》（巍按：范[118]、孙本均作“《谰言》”；孙校曰：“毛本讹”[119]），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顺（巍按，孙校：“‘子顺’，《史记》作‘子慎’，慎、顺通。《汉书》作‘顺’。”[120]），名微（巍按：范本作“徵”[121]），后名斌，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子襄以好经书博（巍按：范本作“传”[122]）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巍按：“语”字为衍文，理由详前）《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

　　子文生最，字子产。子产（巍按：范本无“子产”二字[123]）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巍按，孙校：“《史记·高祖功臣表》作‘臧’，此‘灭’字讹。”[124]），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巍按：范本作“大”[125]）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巍按，孙校：“《史记》‘子襄生忠’，《书序疏》引《史》作‘中’。”[126]），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国。[127]

　　前文已略提及，此“末序”，最有可能是孔家后人所为，这从其记家事的详明不难看出，又从其载有孔衍之奏书，以及王肃序记书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来看，“末序”很有可能出自孔猛辈。前人有说、近人有持孔衍所作，或称孔衍序的，或以为刘歆能参考及之的，皆不确当。带有疑伪倾向而又有总结性看法的，如邬可晶博士云：

　　总之，《家语》后《序》所载孔氏世系有不少自相矛盾以及跟其他史料相扞格之处，可能是后人参考《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孔光传》的世系和其他材料增添、附会而成的。子文、孔最一支不见于他书记载，但孔最是汉初孔氏爵位最为显赫者（因战功封蓼侯），其子孔臧嗣爵（有人推测后《序》中孔最“官至太常”的灭嗣就是孔臧）。编后《序》的人想方设法在世系中加入官爵显赫的孔最，但又须照顾到孔安国的近祖名中带“襄”字的事实，不得已只能把子襄、孔襄拆为二人，即使造成安国十二世孙与十三世孙的矛盾亦在所不惜，其目的就是想把孔安国排入子文、孔最一支。能这样做的人，应该跟孔安国和孔最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至于这个人可能是谁，我下到本文结语部分再综合其他情况去讨论。[128]

　　他的结论是，连“《家语》后《序》”与正文，皆王肃之学生如孔猛辈一体有所本而伪作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则认为，就“末《序》”而论，此为孔猛辈所述，其中自相矛盾乃至其它错误不通之处，乃今本文献之讹文错乱所致，决非刻意伪造。

　　首先必须指出，序文是参考了《史》、《汉》的，主要是史家笔法，至于材料则为同源，甚至颇有独家报道，而未必抄自史文。最明显的，“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这一句话至关重要的领起的话，其叙述手法，当本于《汉书·孔光传》“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这样的写法，王鸣盛说“十四世连前后并及身总言之，后人言谱牒者皆当以此为例。”“末《序》”所为，当是效法的好例，而每世必详举卒年，此法则本于《史记·孔子世家》。是则“末《序》”大体综合两家笔法，孔猛辈既身在马、班之后，那是很自然的，至于事迹，则为何不能本于家传呢？

　　问题的关键是：“末《序》”“所载孔氏世系有不少自相矛盾以及跟其他史料相扞格之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用《汉书·孔光传》所采用的“连前后并及身总言之”算法，来排一下“末《序》”中的孔安国世次：由于传世文献中“二”与“一”、“三”互讹的可能性太大，先将首句“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搁置一边，老老实实从孔子排起：

　　孔子（1）生伯鱼（2）。鱼生子思（3），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4），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5），名傲，后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6），名）【孙：榼；范：㯼】，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7），名穿，亦著儒家语十二篇，名曰《言》【范、孙本作“《谰言》”，孙校曰：“毛本讹”】，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8），字子顺，名微【范：“徵”】，后名斌，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鱼（9），名鲋；及子襄（9），名腾；子文（9），名祔。子鱼后名甲。子襄以好经书博【范：“传”】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

　　子文生最（10），字子产。子产【范本无“子产”二字】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孙校：“《史记·高祖功臣表》作‘臧’（11），此‘灭’字讹。”】，官至太常。次子襄（11），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范：“大”】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12）【孙校：“《史记》‘子襄生忠’，《书序疏》引《史》作‘中’。”】，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13）及子国（13）。

　　排出来的结果是：按今本《家语》“末《序》”所述，字子国的孔安国为孔子第十三世孙。与首句“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相出入一世。邬可晶博士说：“《家语》后《序》关于孔安国所处世代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虽然文字上说是孔子十二世孙，但实际上却排在了十三世孙的位置。《史记》载孔安国为十二世孙，《汉书》载孔安国为十一世孙。如果仅就后《序》所说的话来看，孔安国为孔子十二世孙与《史记》相合。”[129]无论对“末《序》”真伪持何种看法，今本《家语》的记载确是如此。邬氏又说“《家语》后《序》在孔鲋弟子襄与孔襄之间，多出元路、孔最一代人，……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的是孔鲋之弟子襄，而不是孔鲋的孙辈孔襄。上文说过，孔鲋是秦末人，‘为陈王涉博士、太师’，他的弟弟当过汉惠帝的博士、长少太傅，年龄上是合适的。从这一点看，《家语》后《序》分子襄、孔襄为二人，中间插入孔最一辈，似有编造之嫌。”[130]邬文所及，颇涉关键。“《家语》后《序》分子襄、孔襄为二人，中间插入孔最一辈”确为《家语》与《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比较而得最为显著之差异、独一无二的记载，如果说“文字上说是孔子十二世孙，但实际上却排在了十三世孙的位置”的“自相矛盾”尚可以传本“二”为“三”字之讹化解之，但“《家语》后《序》在孔鲋弟子襄与孔襄之间，多出元路、孔最一代人”，从而使孔安国为孔子十三世孙之说，与我们己经根据《汉书·孔光传》而推定的孔安国为孔子十一世孙之说，误差两年，这怎么不让人怀疑？因此“似有编造之嫌”、“可能是后人参考《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孔光传》的世系和其他材料增添、附会而成的”诸说，也真的是情有可原的了。然细按之，皆不然也。

　　“末《序》”原文有一段记载最可疑：

　　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子襄以好经书博（范：“传”）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

　　此段文字的文理很不通。此述子武三子，一般先讲老大事迹，然此处交代完孔鲋“后名”之后，竟插入一大段老二的藏书事，再讲老大的行事，一人之事而被分割若此，一不通也；最奇怪的是，文中所述孔子后代（无论是他的同辈兄弟，还是上下辈）皆有子嗣，而惟“子襄”独无记载，相关交代下落之文字亦为空白，绝不可能，二不通也。关于“子襄”，似除了藏书事外，别无可记。而关于“藏书”故事，旧有三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

　　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

　　吴承仕《疏证》详论之道：

　　《家语·后序》云：……《汉记·尹敏传》以为孔鲋所藏，《孔丛·独治篇》说与《汉记》同。（《序录》作“《汉纪·尹敏传》”云云，颜注《汉书》引作“《汉记》”，按：《汉纪》不得有“传”，师古引作《汉记》者，盖谓《东观汉记》也；《序录》作“《汉纪》”，疑为传写之讹；朱彝尊辄作“荀悦《汉纪》”，益为疏失。）《序录》以为孔惠所藏，《隋书·经籍志》、《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同，不知本何注记，亦不审惠之世次也。（毛奇龄云：“《史记》‘子襄之子名忠’，‘忠’与‘惠’字形相近而误。”此不敢辄定。）按：《家语》、《孔丛》皆王肃所私定，难可保信；《汉记》所言或得其实；《序录》以为“孔惠”，当别有所据。校其时，当为子鱼兄弟子姓辈也。伪孔《尚书序》亦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浑言“先人”，不敢指尺（巍按：“尺”疑“实”字之讹），是其慎也。至《家语》所称安国撰《书、论、孝经传》云云，并不足信，须后详论之。[131]

　　吴氏纠正了若干误传，可谓审矣，于三说中独取《汉记》“孔鲋”说，甚是。然不信《家语·后序》，终当一辨。我们认为，“末《序》”与《汉记》、《孔丛·独治篇》所述为同源，亦持孔鲋藏书说，惟今本颇有讹文混淆之处。“末《序》”“子鱼后名甲”后之“子襄”两字当为衍文，而下段“次子襄，字子士”当为“子襄，一字子士”。“次”字因上文“长子”而误增，“一”之夺依上文“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例补。子襄，原名腾，又字子士，后名让，置于孔氏中如“元路”等例，有何可怪？我们的观点是，所谓“《家语》后《序》分子襄、孔襄为二人”的现象，绝非臆造，乃是讹文所致，其实所谓“孔襄”乃是子虚乌有先生，乃孔鲋之弟“孔子襄”误传而生。下文所有述孔“襄”之文，其实皆孔“子襄”之事迹。而“末《序》”之所以采用先述长子孔鲋、再述小子子文、最后述次子子襄的秩序，原因很简单，因为“末《序》”的主人公是孔安国，而子襄为其直系祖上，放在最后一支叙述，有写法上之方便与文字上严密之效，史文自有其例。从陆德明所引已然来看，今本之误，自唐以前已如是矣。《汉记》、《孔丛·独治篇》与之密合，可见“末《序》”所载远有渊源，颇为可据。今依校改之文，并重排世次如下：

　　孔子（1）生伯鱼（2）。鱼生子思（3），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4），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5），名傲，后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6），名【孙：榼；范：㯼】，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7），名穿，亦著儒家语十二篇，名曰《言》【范、孙本作“《谰言》”，孙校曰：“毛本讹”】，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8），字子顺，名微【范：“徵”】，后名斌，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鱼（9），名鲋；及子襄（9），名腾；子文（9），名祔。子鱼后名甲。（子襄）【巍按：衍此二字，则紧接顺叙而下的孔鲋事迹，误归于子襄矣。】以好经书博（范：“传”）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

　　子文生最（10），字子产。子产【范本无“子产”二字】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孙校：“《史记·高祖功臣表》作‘臧’（11），此‘灭’字讹。”】，官至太常。

　　（次）【巍按：衍此一“次”字，则“子襄”变为“襄”，成为空空洞洞无子无孙的藏书者，紧接顺叙而下的“子襄”事迹，误归于“襄”矣。】子襄（9），【一】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范：“大”】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10）【孙校：“《史记》子襄生忠，《书序疏》引《史》作‘中’。”】，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11）及子国（11）。

　　结果是：其实原文子国为孔子第十一代孙，今本首句“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当为“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一世孙也。”“二”字为“一”字之讹，传世文献颇见其例，无缘传述者本人有算不清世次的。如此，又与《汉书·孔光传》密合，岂偶然哉！？

　　愚之所考，虽自奉甚谨，然仍或有识者质疑之曰：“如此改动原文，恐有‘改字解经’之嫌！”余于通校初稿之际，不期而检得一条极有力之旁证。前文曾引及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一有云：

　　《家语》今自《相鲁》至《曲礼公西赤问》四十四篇，汉元封中孔安国集录（孔子十一世孙）……[132]

　　王氏所说，当为对所见《家语》尤其是其《后序》之概括。“孔安国《后序》”云“元封之时，吾仕京师”，[133]为“汉元封中”所本；“末《序》”云“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134]为“集录”一词所从出；孔安国为“孔子十一世孙”的注语，则当径录自“末《序》”第一句话。此颇可证：宋人有见善本《家语》“末《序》”之原文首句为——“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一世孙也”。盖“末《序》”中文，自唐以来已颇有流传之误，于此积重难返之中，尚存至关重要的一句之真，何其幸也！得此一坚强之定点，则本文所考，满盘皆活。真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家语》之“末《序》”既可靠，孔安国之世次既明，以孔安国的口吻写的“孔安国《后序》”如胡平生等所论证者非亲历者不能为，则如孔《序》所称，《孔子家语》为孔安国所“撰集”[135]，又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注释】

　　[1] 〔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第50页。
　　[2]《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第443-444页。
　　[3] 《尚书正义》卷一，〔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上册第115页，上栏。
　　[4]〔宋〕叶适 著：《习学记言序目》卷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231页。
　　[5] 〔宋〕高似孙撰；张艳云，杨朝霞校点：《史略、子略》之《子略》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原书标点有误，作了调整。
　　[6]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全十四册）卷一百八十四，第九册第5427-5428页。
　　[7] 〔明〕何孟春注《孔子家语》之《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一册第2-3页。
　　[8] 〔清〕朱彝尊 撰、林庆彰等 主编：《经义考新校》（全十册）卷二百七十八，第十册第5018-5024页。
　　[9]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3页上栏-186页下栏。
　　[10] 《孔子家语》，第123页。
　　[11]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8页上栏-259页下栏。
　　[12] 〔清〕严可均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全四册）（2），第1180页下栏、1181页上栏。
　　[13] 〔清〕严可均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全四册）（1），第197页上、下栏。
　　[14] 〔清〕严可均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全四册）（1），第197页下栏、198页上栏。
　　[15] 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48、349页。
　　[16]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8- 583页。
　　[17] 张固也、赵灿良：《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26卷第5期，第1页。
　　[18]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9]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20]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页。
　　[21]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全十四册）卷一百八十四，第九册第5429页。
　　[22]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下栏。
　　[23]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见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82页。
　　[24]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9页，上栏。
　　[25] 张固也、赵灿良：《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26卷第5期，第2页。
　　[26]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全十四册）卷一百八十四，第九册第5428页。
　　[27]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全十四册）卷一百八十四，第九册第5428页。
　　[28]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1页。
　　[29]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全十四册）卷一百八十四，第九册第5428页。
　　[30] 《前四史》（全四册）（3），〔宋〕范晔 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四，第553页。
　　[31]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8页。
　　[32] 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30-331页。
　　[33]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8页。
　　[34]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页。
　　[35] 黄怀信校：“卢、阮并云：‘子’字衍。”〔汉〕孔安国 传、〔唐〕孔颖达 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第二，第64页；而王鸣盛校读为“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参见〔清〕王鸣盛著，顾实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上、下），下册第669-670页。无论如何，讲的都是郑玄与孔安国的学术渊源关系。
　　[36] 丁晏：《尚书余论》，〔清〕阮元、王先谦 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附索引）》（全十三册），第拾壹册第4295页，上、中栏。
　　[37] 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48页。
　　[38] 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48-351页。
　　[39]《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八十六，第885页。
　　[40] 《孔子家语》，第1页上栏。
　　[41] 〔清〕严可均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全四册）（1），第197页下栏。
　　[42] 主要参见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载《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
　　[43]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9-580页。
　　[44] 傅亚庶 撰：《孔丛子校释》卷之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页。
　　[45] 傅亚庶 撰：《孔丛子校释》卷之二，第131页。
　　[46] 《孟子注疏》卷八上，〔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下册第2728页，上栏。
　　[47]《索隐》“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参见《前四史》（全四册）（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七十四，第594页。王劭之说，当隐据《孔丛子》之类的记载，不可从。
　　[48] 《前四史》（全四册）（1），〔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第494页。
　　[49]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下栏。
　　[50]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581页。
　　[51] 参见张固也：《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史学集刋》2008年3月第2期，第16页；陈以凤：《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15日。导师：于海广），第18页。
　　[52] 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6-101页。
　　[53]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6页，下栏。
　　[54] 参见张固也：《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史学集刋》2008年3月第2期，第15-17页。
　　[55]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第438页。
　　[56]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八十八，第916页。
　　[57] 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第119页。
　　[58]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经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第110-111页。
　　[59]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页。
　　[60] 巍按：《御览》原文作“《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十八篇。”〔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全四册）卷六0八，第三册第2737页，上栏。朱谦之引“严[可均]云：按《汉志》作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师古引郑玄《序赞》云：后汉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则此当云‘五十八篇’。”见〔汉〕桓谭撰、朱谦之 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
　　[61] 见〔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一，第10页上栏。收在〔宋〕王应麟 辑：《玉海》（全六册）第6册。
　　[62] 〔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第22页。
　　[63] 《尚书正义》卷一，〔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上册第115页下栏——116页中栏。
　　[64] 傅亚庶 撰：《孔丛子校释》卷之七，第451页。
　　[65] 傅亚庶 撰：《孔丛子校释》卷之七，第447页。
　　[66] 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51页。
　　[67]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八十八，第916页。
　　[68]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第438页。
　　[69]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六，第505页。
　　[70]〔清〕沈钦韩等 撰：《汉书疏证（外二种）》（全二册）卷二七，（一）第762页，下栏。
　　[71]〔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第33页。
　　[72]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第438页。
　　[73] 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全七册），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册3612页，上栏左、下栏右上。
　　[74]《前四史》（全四册）（3），〔宋〕范晔 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九下，第668页。
　　[75] 刘师培：《国学发微》，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76] 参见拙文：《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4期�薄�
　　[77] 张烈点校：《两汉纪》（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上册卷第二十五，第435页。
　　[78]〔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第69-70页。
　　[79]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王素述罗、王之说见第244页，王氏自己的见解见第250-251页。
　　[80] 王三庆：《敦煌类书·录文篇》，台北：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73页。转引自张固也、赵灿良：《〈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第61页。检核原书，确实如此。
　　[81]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清〕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附索引）》（全十三册），第玖册第126页，上、中栏。
　　[82] 〔清〕王鸣盛著，顾实田、刘连朋 校点：《尚书后案》（上、下），下册第682页。
　　[83] 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版，第35页。
　　[84]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581页。
　　[85] “谏议大夫”，为“谏大夫”之讹，参前儒及张固也等说。
　　[86]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第7卷第526-527页。
　　[87] 张固也：《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史学集刋》2008年3月第2期，第18、15页。
　　[88] 原注：参看〔清〕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931册，259页；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475页。见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第276页。
　　[89] 原注：参见黄怀信《<孔从子>与孔子世系》，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21一339页。
　　[90] 原注：参见张立兵《对史载汉初孔子后裔世系的一点辨正》，载《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
　　[91] 原注：参见张固也《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92] 陈以凤：《孔安国学术研究》，第12页。
　　[93] 王叔岷 撰：《史记斠证》（全五册）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三册第1794页。
　　[94]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八十一，第852页。
　　[95]〔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全二册）卷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57页。
　　[96] 王先谦：《汉书补注》（全二册）第八十一卷，下册第1435页，上栏。
　　[97] 详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全十一册），北京：2010年版，第四册第278-279页。
　　[98] 〔清〕钱大昕 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全二册），第1415页。
　　[99] 王先谦：《汉书补注》（全二册）第二十卷，上册第388页，上栏。
　　[100] 《前四史》（全四册）（1），〔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第494页。
　　[101] 〔清〕梁玉绳 撰：《史记志疑》（全三册）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册第1141页。
　　[102] 〔汉〕司马迁撰、〔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全二册）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165页，左下栏。
　　[103] 傅亚庶 撰：《孔丛子校释》卷之七，第452-453页。
　　[104] 王叔岷 撰：《史记斠证》（全五册）卷四十七，第三册第1794页。
　　[105] 如黄怀信说：“孔臧之孙孔茂既与孔光同时，则已是刘歆同时人，而下云茂四代孙子立与刘歆友善，已是不可能之事，再下又记子立之孙子建不仕于莽，祖孙七代均与王莽同时，显然是荒唐的。”参见氏著：《〈孔丛子〉与孔子世系》，载《儒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
　　[106] 《前四史》（全四册）（1），〔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790-791页。
　　[107] 〔唐〕陆德明 撰、黄焯 汇校、黄延祖 重辑：《经典释文汇校》卷第一，第12页上栏。
　　[108]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八十八，第916页。
　　[109] 具体读法，参见拙文：《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4期，此不赘。
　　[110] 《前四史》（全四册）（2），〔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卷三十，第438页。标点作了调整。
　　[111] 张烈点校：《两汉纪》（全二册），上册卷第二十五，第435页。
　　[112]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1页。
　　[113] 《前四史》（全四册）（1），〔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791页。
　　[114] 王先谦：《汉书补注》（全二册）第八十八卷，下册第1520页，上栏。
　　[115]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六》“因以起其家”条，第160页上、下栏。
　　[116]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8页，下栏。
　　[117]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18]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19]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8页，下栏。
　　[120]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8页，下栏。
　　[121]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22]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23]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24]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9页，上栏。
　　[125] 〔清〕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85页，上栏。
　　[126] 〔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259页，上栏。
　　[127]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9-580页。
　　[128]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第273页。
　　[129]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第271页。
　　[130]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第271-272页。
　　[131] 〔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第50-51页。
　　[132] 〔宋〕王应麟 辑：《玉海》（全六册）卷四一，第2册第773页，下栏。
　　[133]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9页。
　　[134] 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80页。
　　[135] “撰集”一词，语出“孔安国《后序》”所载“……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参见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