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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晋书》
基本概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蹟。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编写过程
唐太宗重视修史，中国自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晋书》是其中的第一部。“二十五史”有六部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写成。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近代有中国人吴仕鉴著《晋书斠注》，采集众说以辨异、证同、纠谬、补遗，此书在1928年由吴兴嘉业堂刊行。
点评参考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采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真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于《晋书》成于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于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于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于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于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
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于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对于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耻，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恺、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丑态。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钻营、贪财好利的丑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均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体例创新
《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记载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特点。“载记”最早由《东观汉记》所创，但并非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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