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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

管 子

〔附译文参考〕

【春秋·齐国】 管仲弟子辑录
 
  

西汉刘向编定《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实存七十六篇,馀篇皆佚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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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靡 第三十五


  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与?政其诛。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独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赡,泽不獘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故卿而不理,静也。其狱一踦腓一踦屦而当死。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

  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殆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

  政与教庸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然若謞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则,若夫成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

  用贫与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遫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遫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爱而无亲则流。亲左有用,无用则辟之,若相为有兆怨。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不称。

  而祀谭次祖,犯诅渝盟伤言。敬祖祢,尊始也。齐约之信,论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论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论于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

  请问用之若何?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鞍育,五谷鞍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

  俱贤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獘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诸侯死化。

  请问诸侯之化獘,獘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今吾君战,则请行民之所重。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庸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

  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坚强以乘六,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谓国亡之郤。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駔,此谓成国之法也。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圣人者,阴阳理,故平外而险中;故信其情者伤其神,美其质者伤其文,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知其缘地之利者,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承从天之指者,动必明。辱举其死者,与其失人同公事,则道必行。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柰其斝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珪璧,以执其斝。家小害,以小胜大。员其中,辰其外。而复畏强,长其虚,而物正以视其中情。

  公曰:国门则塞,百姓谁敢敖,胡以备之?择天下之所宥,择鬼之所当,择人天之所戴,而前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强与短而立,齐国之若何?高予之名而举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责其能以随之,犹傶则疏之,毋使人图之,犹疏则数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为之也。

  大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优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为之奈何?潭根之毋伐,固蒂之毋乂,深黎之毋涸,不仪之毋助,章明之毋灭,生荣之毋失。十言者不胜此一,虽凶必吉,故平以满。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一人积之下,一人积之上,此谓利无常。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

  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长民;好而不已,是以为国纪。功未成者,不可以独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独名,事道然后可以言名,然后可以承致酢。

  先其士者之为自犯,后其民者之为自赡。轻国位者国必败,疏贵戚者谋将泄。毋仕异国之人,是为失经。毋数变易,是为败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为漏情。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三尧在,臧于县,返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辟之若尊觯,未胜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谓杀。

  事立而坏,何也?兵远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辍安而危,何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略近臣合于其远者,立。亡国之起,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乐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虽聚必散。大王不恃众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后利之,成而无害。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谋泄,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众而约,实取而言让,行阴而言阳,利人之有祸,言人之无患,吾欲独有是,若何?是故之时,陈财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后行。公曰:谓何?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问,用之若何?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所以留民俗也。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从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者艾若一者,从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无封始,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为十禺,分免而不争,言先人而自后也。

  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劝臣,上义而不能与小利。五官者,人争其职,然后君闻。

  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载祭明置,高子闻之,以告中寝诸子,中寝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馈,中寝诸子告宫中女子曰,公将有行,故不送公,公言无行,女安闻之,曰:闻之中寝诸子,索中寝诸子而问之,寡人无行,女安闻之,吾闻之先人,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非有外事,必有内忧。公曰:吾不欲与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与女及若言,吾欲致诸侯,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辩于致诸侯,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布织不可得而衣,故虽有圣人恶用之。

  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用百夫无长,不可临也;干乘有道,不可修也。夫纣在上,恶得伐不得?钧则战,守则攻,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缘故修法,以政治道,则约杀子吾君,故取夷吾谓替。公曰:何若?对曰:以同。其日久临,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无报,明厚德也。沈浮,示轻财也。先立象而定期,则民从之;故为祷朝缕绵,明轻财而重名。公曰:同临?所谓同者,其以先后智渝者也。钧同财争,依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成功而不能识,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则临矣。

  请问为边若何?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曰千金,称本而动。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内事。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无使其内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国宝使其大,贵一与而圣;称其宝使其小,可以为道。能则专,专则佚。椽能逾,则椽于逾。能宫,则不守而不散。众能,伯;不然,将见对。

  君子者,勉于糺人者也,非见糺者也。故轻者轻,重者重,前后不慈。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重以为国,轻以为死。毋全禄,贫国而用不足;毋全赏,好德恶亡使常。

  请问先合于天下而无私怨,犯强而无私害,为之若何?对曰: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功于人而勿得,所橐者远矣,所争者外矣。明无私交,则无内怨;与大则胜,私交众则怨杀。

  夷吾也,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毋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此谓无外内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际也;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也;亲戚之爱,性也。使君亲之察同索,属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属际也,不可不谨也。

  贤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之于前,易也。水鼎之汩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令也。逐神而远热,交觯者不处,兄遗利夫!事左中国之人,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是故圣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贞生至信,至言往至绞。生至自有道,不务以文胜情,不务以多胜少,不动则望有廧,旬身行。

  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天地若夫神之动。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能与化起而王用,则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

  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是故圣人万民艰处而立焉。人死则易云,生则难合也。故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

  问曰:多贤可云?对曰:鱼鳖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岂云哉?夷吾之闻之也,不欲,强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虚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则可以虚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则士云矣。不择人而予之,谓之好人;不择人而取之,谓之好利。审此两者,以为处行,则云矣。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

  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则齐,然后运可请也。对曰: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国无罪而君寿,而民不杀智运谋而杂橐刃焉。

  其满为感,其虚为亡,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已杀生,其合而未散,可以决事。将合,可以禺其随行以为兵,分其多少以为曲政。

  请问形有时而变乎?对曰:阴阳之分定,则甘苦之草生也。从其宜,则酸咸和焉,而形色定焉,以为声乐。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动毁之进退,即此数之难得者也,此形之时变也。

  沮平气之阳,若如辞静。余气之潜然而动,爱气之潜然而哀,胡得而治动?对曰:得之衰时,位而观之,佁美然后有辉。修之心,其杀以相待,故有满虚哀乐之气也。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问:运之合满安臧?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

  视之示变,观之风气。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星熺,有时而熰,有时而朐。鼠应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是故天子之为国,图具其树物也。



  【译文参考】

  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习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都是重要措施,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管仲说: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严肃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少,不肖者虽多,但教化使人转贤,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此稍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没有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回答说: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是欺骗先祖。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则有伤信言。敬祖先是尊重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薄德,是人群的败类。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这才是为政之道。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请问其做法如何?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懂得地利,可以使人民富有;懂得侈靡消费,可以团结士人。人君须亲理大事,强明果断,而仁爱用人。还必须祈祷丰年,使百姓无灾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把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从从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固然。。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下文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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