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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红色博物馆的艰难生存

 

文/闫格 来源:法治周末 2013年10月30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即便民间红色博物馆免费开放,参观者仍然稀稀落落。馆长们沉醉于藏品中的心情和“死守”的态度倒是能够吸引媒体好奇的眼光,但往往一阵热闹之后,博物馆前又恢复门可罗雀的场景

  10月25日,法治周末记者抵达江苏省泰兴市的前一天,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赵玉刚正忙于配合泰兴市电视台的采访。近期,从接受采访的频率来看,他俨然已是泰兴市的名人。

  但在他看来,名气并未给自己带来其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起,赵玉刚开始收藏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物件,包括抗战时期的书刊报纸、解放战争时期的证章等。迄今为止,这些红色藏品已逾两万件。

  2009年7月1日,经江苏省文物局批准,赵玉刚建立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门票免费。2011年,泰兴市黄桥分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2005年,我国实行非国有博物馆准入制度,短短几年内,民办博物馆的数量上升至五百余家。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其中,红色文化主题的民办博物馆已有十余家,其中多为具有红色情结的民营企业家创办。

  2013年9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民办博物馆建立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设立民办博物馆须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构成展览体系的300件(套)以上藏品及必要的研究资料。

  这也就意味着,民间红色博物馆馆长,首先应是一位红色收藏家。

  如今,赵玉刚却面临着博物馆每年都在赔钱的窘境。“来看的人很少,大都是本地人。”他告诉记者。

  赵玉刚还透露,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中,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接待参观者的经历让他勉强承认,“红色藏品确实很难勾起青年人的感情”。


  馆长们的红色情结

  2012年,曲江革命传统教育博物馆于陕西省西安市动工。

  此前,曲江革命传统教育博物馆的馆长张海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陕西睦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数十年前,他只是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在工地里摸爬滚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张海英方才完成了人生华丽的“逆袭”。

  几年来,他收藏红色藏品共计四万多件。个人投资筹建红色博物馆的想法,慢慢变成了现实。

  与张海英不同,泰兴红色博物馆的馆长赵玉刚则有着另一种出身。

  赵玉刚的父亲曾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师。1969年,不到5岁的赵玉刚亲眼目睹了父亲挨批斗的过程。之后,他躲在家里不停地抹眼泪。彼时,“令人羞耻的家庭成分”甚至让他感到,比小伙伴们矮了一头。

  这段记忆伴随了他整个少年时代。

  1982年,赵玉刚入伍。

  “我的入伍,意味着父亲冤情的洗清。更重要的是,入伍意味着党和国家是清明的,他们承认了我,我的家庭成分不再受人歧视。”

  在军队中,赵玉刚一呆就是5年。也正是这一期间,他从收集邮票开始,迷上了收藏与“红色”有关的所有物件。

  退伍后,创办企业的赵玉刚开始在工作间隙,四处寻找红色收藏品。

  在江苏省扬州市,赵玉刚的红色文化博物馆联络点中,推开门,最先看到的就是两幅并排着的毛主席画像,墙上的柜橱中摆满了毛主席的小型雕塑,门前的柜台中则是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毛主席像章。

  “现在,我搞红色收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敬仰毛主席。”赵玉刚反复说道。

  无独有偶。号称“中国红色第一馆”的皇凤楼博物馆的馆长傅伯瑜同样崇拜毛主席。痴迷于毛主席的书法,十余年来,他每天坚持临摹“毛体”上百张。有人评价,他临摹的作品,几可乱真。

  1951年,安徽省淮北钟源阁红色博物馆馆长钟鑫,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文革”期间,父亲蒙冤入狱,全家从县城迁回老家农村。

  即便如此,1970年,钟鑫仍得以被推荐上高中,还获得考取大学的机会。此后,他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回忆起数十年前的红色浪潮,钟鑫依旧激动不已。

  “从中央到地方,男女老少佩戴着毛主席像章,那是荣耀,是骄傲。”他回忆。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华新辉多次被授予“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称号,现在,他更希望自己能“做好党的宣传员”。

  2008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华新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感动于当地群众浓烈的红色情怀,他却发现,不少红色物品仍然散落民间。

  当即,他作出了到乡间收集红色物品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在收集红色物品的过程中,华新辉拜访了当地的老红军,抚摸着红色物品,在老红军们的每一段记忆中,他感受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而崇高的追求”。

  “参观延安、拜访老红军的过程中,我似乎看见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革命者的风雨沧桑。一次次精神的洗礼,一次次灵魂的撞击,使我产生了收藏红色记忆纪念品、建红色历史博物馆的强烈愿望。”华新辉说。

  被视作“珍宝”的收藏品

  在红色藏家们的眼里,每一件藏品中都藏着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不能被人们忘记。

  一只木质的文具盒,红黑相间的木盖上,部分油漆早已脱落。这是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走访时,得到的“宝贝”。

  在新疆,华新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只文具盒是红军扩大队伍时留下的。当地人告诉他,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万名。

  而赵玉刚的另一件藏品,也让他唏嘘不已。

  数年前,在日本拍卖会上,赵玉刚的儿子为他拍回了一本抗战时期日本随军记者的相册。

  “相册中共有60多张照片,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生活照。”赵玉刚加重了语气,“但还有20多张,都是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现场照片,都是血淋淋的照片。”

  赵玉刚的博物馆中另一件“珍品”,是一张1937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的布告。

  “当时,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虚伪名义,占领东三省,要求中国军队不得抵抗。这张布告展现出的,正是这一内容。”赵玉刚介绍。

  2005年,赵玉刚从湖南省张家界(000430,股吧)搬回了几百件瓷器。这些瓷器的烧制地点是湖南的醴陵窑。

  “这在当时,都是供给中南海的。”赵玉刚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这是印着抗美援朝画面的彩窑,肯定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作品。50年代的瓷器上,还有毛主席提出‘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1964年的号召。印着这行字样的,肯定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制作出来的。”

  "文革’高峰的几年中,不仅瓷器产出很少,产出的瓷器上也多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印字,或者是画着‘毛泽东号’的火车头。”

  在这些或印字、或印彩色画面的瓷器上,赵玉刚能看到一段段历史。

  “我们是红色藏品的守护者,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红色文化持续地传承下去。”赵玉刚说。

  传承红色文化,也是其他不少红色收藏者的心愿。

  华新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孩子没有机会再去经历那段革命先烈的奋斗岁月,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记住,现在的幸福生活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而在他看来,要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红色岁月,只有这些真真切切的红色藏品最有“发言权”。

  华新辉的红色收藏中,还有颇具法治色彩的藏品。

  2010年9月,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收集到一本如身份证大小,纸张发黄的小册子,但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上,却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这本册子是1963年2月20日,中共泰和县委员会印发的国家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婚姻法,该婚姻法全文共8章、27条,繁体字成文。内容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才能结婚等。

  “从这些红色收藏中可以找到我们法治进步的足迹,这也是我热衷于它的一大原因。”华新辉解释道。

  年轻参观者多“走过场”

  “一张油画画的是一段历史,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经历;一张油画画的是一件事情,却有着千万人不同的故事。”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安徽省淮北钟源阁红色博物馆馆长钟鑫感慨道。

  钟鑫的馆中收藏着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油画作品。有一天,祖孙三代来参观,老者是一位退休老干部。看到这幅油画时,老人激动不已,连声说道:“太逼真了,和当年的情形一模一样。”

  原来,老人曾经是一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后来,老人的儿孙多次找到钟鑫,希望能购买这幅油画。他们告诉钟鑫,看到这幅画后,老人几天没能睡好觉,翻来覆去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受到接见的场景。在老人的孙子看来,“这是家庭的荣誉,更是爷爷难忘的历史和骄傲”。

  据赵玉刚观察,红色藏品的受众,主要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至于年轻人,“他们顶多是好奇罢了”。

  “有一次,七十多名党员集体来博物馆参观,他们其中甚至还有渡江战役的见证者。当时,恰巧有电视媒体采访,一向沉稳的老同志们都抢着上镜头,谈感受。”赵玉刚的声音低了下去,“经历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他们对红色藏品有更切身的体会。”

  然而,“很少有年轻人来博物馆参观,即便来了,顶多也是挂着淡漠的表情,走过场似地说一句,‘能保留到现在真不容易"。赵玉刚的声音中有些无奈。

  "80后’们听说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事件,于是对那个年代充满了好奇心。”钟鑫说。

  钟鑫的博物馆位于淮北市国际商城名品街,这是当地一条繁华的步行街。成立至今,每年接待参观的人数逾万人,其中三成为“80后”。

  与钟鑫相比,赵玉刚的博物馆堪称门可罗雀。据媒体报道,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大门紧闭。赵玉刚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称,除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旅游团外,每天博物馆的参观者最多只有五六个人,且大多是本地人。

  赵玉刚还告诉记者,据他了解,除了民间红色博物馆,一些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点近年门票收入也急转直下。

  守馆难的背后

  记者梳理发现,民办红色博物馆建立伊始,往往都得到了媒体的争相报道。然而,多为免费参观的博物馆,经营情况不容乐观。

  赵玉刚告诉记者,博物馆自2009年成立以来,每年亏损均为20余万元。钟鑫的“红馆”勉强靠自己名下的画廊与商贸生意支撑,每年的亏损约为50万元。

  早在2012年,媒体报道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的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自2001年开馆以来始终负债经营,每年运营成本至少在两万元以上。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据馆长樊建川称,博物馆每年需要自己的公司贴1000多万元。当前,建川博物馆聚落已与四川省安仁镇其他旅游区合并,共收取门票100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资金,法治周末记者梳理的16个民间红色博物馆中,有11个博物馆位于县级市,其中又有7个博物馆位于乡镇或乡镇以下单位。16个博物馆中,能在电子地图中找到详细地址的尚不足一半。

  交通不便,使得民办红色博物馆很难吸引游客的眼球。

  钟鑫告诉记者说:“红色收藏对抢救革命文物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不收门票,也没有政府补贴。”

  但不少民办红色博物馆仍在坚持。

  一些民营企业家创建的“红馆”依靠自身企业“输血”尚能支撑,但不少由农民创办的博物馆却是“开馆容易守馆难”。

  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馆长黄礼斌对红色藏品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藏品。但“跑遍了赣州所有银行”的他,得到一致答复,“红色藏品无法衡量价值,加上他的博物馆没有收入无法还款,因此无法放贷”。

  他希望有实力、有眼光的人来注入资本,同时希望国家能成立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红色藏品的价值,以获得银行贷款。

  即便守着两万余件的红色藏品,赵玉刚仍不舍得出售其中任何一件。指着身边一幅画,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年内,精品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上升了50%,但其夫人与儿子却并不理解他对红色藏品“只买不卖”的不舍。为此,妻子会经常唠叨他,好在儿子还愿意为他从日本拍下数万元的红色藏品。

  “宁愿吃方便面,也不愿卖掉一件藏品”的他,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位同样喜爱红色文化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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