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兼论“中国人缺什么”（上）
 
 
文/边芹 来源：观察者 2013年07月09日

　　 
　　自柏杨及其浮表的“中西比对模式”出现后，这种模式因为容易做，而且颇能附送道德优越感，台湾、大陆的文人们只要出去转一圈，吃到几粒谷子就能下一个蛋，并把蛋无限放大，可以由点及面、由面触根，把任何缺失都放大到文明根本。

　　为什么这种“蛋”一个接一个地复制？就是因为复制人自身的局限，看不到更深的，只能在表层复制。我看这类时髦“蛋”，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思路的一致，仿佛作家们套着同样的冰鞋，只要滑到冰上，必在同一类圆圈上打转，冰刀划入深度也都一致，把几件从那头“雾里看花，半看半想像”的好人好事（因不懂外语或半懂不懂，多半只看到了表层），掼到这头一辈子积攒的坏人坏事上，然后得出结论：没有好人文化呀！细看，已不是观察后下结论，而是早有结论在先，实为一种思维模仿。

　　思维模仿是很难突破的，每个时代都有这种惯性轨道，支配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甚至潜意识。百分之九十九的文艺人，对思维模仿束手无策，他们比普通追风的百姓没有高明多少，尤其在一个普遍丢失自我意识的年代。

　　总结这已流行了几十年的思维模仿，之所以发觉结论在先，是因为：作者们人人有一个前定的思维分水岭，即一边是正面思维，一边是负面思考，时常模糊偶然与惯常的边界──把那头偶然的好人好事，都当成惯常的，反之，把这头偶然的坏人坏事，也当成惯常的。这么一个模糊概率结论做出来，就大得吓人，比如说：西方有“好人文化”，中国没有。且不说“好人文化”这个词大而虚，把“好人”上升到“文化”层面，说老实话，哪个文明承受得起？就说，怎么我在法国二十年没发现“好人文化”，人家作家跑来十天半月就遍地好人，以致在“好人”后面加上了“文化”？“文化”，这词可就大了，那是一种什么概念啊！──普遍、惯常、传统、文明，全都能装进去的一个词。这么轻率的赋予和褫夺，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吗？当然是意识不到的。街市说书人的手艺，哪来广阔的视野；站不到足够的高度，也就没有对“吾土吾民”的仁厚。

　　若与西方比较，没有这国这民，文坛有一堆人是进不了文坛的，即便挤进，也不会有如斯“名誉”，因为血统不够，才华也不够。不过是捡了革命时代的大便宜，这种便宜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就那么一个历史夹缝。可偏偏是占了便宜的人喜欢扮演受害者，尤爱诅咒那个放生自己的历史巷道，看起来就像一个人拚命地要封上让自己钻过来的门。为了封死这道门，不惜自己去扮演──被堵在那扇门后的牺牲者。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出戏。

　　那种“西人兼优，唯我独劣”的思维漏斗，早已超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必拉别人的光鲜作浮表比对，而是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这条轨道，从十九世纪就由西人与一小撮被挑出来的中国人搭建。西人的目的，是经营古老帝国的道德卑贱，以此精神轨道将这个文明巨人倭化、压倒、悄悄地送进坟墓。作下手的中国人看不到这一层，他作帮凶还满腹情怀。这种事，十五、二十年前做还情有可原，中国人出门时间还太短；现在做，还仗着自己从本国本民身上赚得的显赫名声做，就不怕水深才浅？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奥赛博物馆游览，进厕所时捡到一枚镶碎钻金戒指。从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觉得拾人之财不义，便拿去交给博物馆管理员。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过去的人冰冷的眼神当头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诧异而且颇不以为然，我从投过来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识到人家这里不兴做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我后来发现此间没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谁发现就是谁的天经地义，良心上不会有磕碰的。到了那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巴黎、伦敦、纽约的博物馆满是他国文明的宝藏，展起来毫无愧疚。多年后，我自己在巴黎电影院遗失一枚金戒，果然没有奇迹发生，没人好心送还。利益和礼仪在这里是分得非常清的，前者属于私行为，后者属于公共行为，两类行为像有一扇分割利索的门阻隔，“好人好事”一般只发生在礼仪这一边，绝少会通到另一边。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好人文化”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我们的大作家浮皮碎谷领略的西方。

　　可为什么这些文人们纷至沓来地会挤上这条精神轨道呢？是什么让他们浅尝即止，误把味精的鲜美算作整锅汤的浓厚？且看下面分解。

　　在以西方文明、西方社会、西方国民为标准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并不特别地比普通人类缺少什么，只是初入与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现代社会，未经驯化（若以西方国民作标准须经驯化）。未经驯化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自我意识缺乏，我现在还没有科学根据证明自我意识强弱跟人种有无关联，但我观察到自我意识是可以后天教育和驯化的。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社会，国民须经集体优越感驯化，这种驯化不是道德感化、品质教育或更无效的贴标语挂横幅，而是培养自我意识。有人可能会问：自我意识是一种心理暗示，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培养呢？培养自我意识，除了需时漫长的文化教育（养得出养不出也因人而异，饱读诗书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有的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相当普遍），还有一种非知识教养的驯化方法，比前者有效，即：通过行为驯化、硬性教导，人将自身行为分成私行为与公共行为，且两种行为必须绝对分开。

　　自我意识解剖开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属性意识，意识到自己来自哪里，关键是意识到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关系，意识到所属群体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界之意识）；二是思考自己行为后果的水平，水平越高自我意识越强。我们知道，成人与小孩的最主要差别，就是成人擅于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小孩尚不具备此种能力，他们多凭本能行事。所以培养自我意识，首先要训导他们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之能力。捷径就是“行为驯化”，第一步是将行为分成“私行为”与“公共行为”两部分，让人从小就懂得要另造一个外在的“我”，这个“我”有一个基本框架，就是统一标准的公共行为。强制分离的两个“我”，正好分出自我意识思考必备的内与外；是内外两点之间的这条轴线的长短，界定着自我意识的强弱。

　　这也是培养集体优越感的一条捷径，一两代人就能达到，无须等待全民富裕和全民教育水平，一切都取决于上层建筑自我意识的强弱。记得我看过一部韩国人自述崛起的纪录片，讲到一个驯化个体的细节，就是从小学开始，每天老师站在校门口检查，凡遇身体或服饰不洁不整的孩子（每个指甲都要查），不让进教室，带到后面洗干净了才能上课。没有现代洗浴设备（淋浴之类），旧式澡盆脸盆照样完成了这场深及根本且不能绕开的人的革命。这是教育小孩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第一步，不管你家庭经济条件如何，不管你父母怎么样，你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都必须另造一个“我”，以符合公共标准。这个“我”是由社会用硬性标准锻造的，时常不讲人情，甚至非常残酷，从儿时就强制性地将本源的“我”与社会的“我”分开，像驯服小狗一样驯化出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本能。用此驯养法，几乎一两代人就改造出来了，且大城市与乡村的孩子走出校门就消除了基本城乡差别。这才是西学首先必须掌握的真传，而不是虚无飘渺地学一些“个体、自由、独立、公德”之类的花架子，或空想出什么“好人文化”，为建空中楼阁而自砸后院。

　　西方在金融财阀推助下率先工业革命后，打遍天下无敌手，军事的领先须伴随精神的优越方能统治世界，于是对内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本国和欧洲尚处于农业文明的地区和国家）、对外相对于所谓“东方”（自命“西方”）开始了逾百年的集体优越感驯化（参见笔者《被导演的世界》及《卢瓦河以南，地中海以北》），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心理策划，并非我们以为的品德教育，而是通过行为驯化培养自我意识。

　　行为驯化的第一步就是强行分离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比如凉晒衣服、街头摆摊吃喝、衣着不得体上街（赤膊、穿内衣皆不准出门）一律禁止。有些国家更严，规定女人只能穿裙不得着裤（法国1800年立法），男人则连衬衫袖子都不能撸起来，法国女人为着裤的权利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式法律直到2013年1月才被废止），男人为能脱掉领带经历了更长的思想解禁。最意味深长的是，法国女人穿衣自由被立法剥夺，不是在未设自由横匾的王朝时代，而是在以自由之名推翻了王朝的时代。仔细看西方现代社会一直是在此一逻辑背反中构筑的，自由的旗帜举得越高，剥夺自由的禁令法规定得越多越细。有时想，人这么诓他一遭没什么不好，他是为幻而生而死的，没有什么能取而代之。

　　中国人往往只从这类禁令中看到是为了市容外貌，并未悟到那些触及人的根本自由的禁令是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起点，这么强行驯化的人才能拉开内与外之间的轴线，强化自我意识。

　　国民自我意识被强化的国家，有点像那些人人羡慕的家庭，秩序井然──小孩自觉，大人无须成天训导甚至拿着棒子强迫。这样的小孩意识得到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与自身行为直接相连，并意识得到由自己和父母构成的“家”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由此他思考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反之，国民未经自我意识驯化的国家，则有点像那些成天大呼小叫的家庭，宠的时候宠，闹得时候闹，自我意识弱的孩子须父母时刻管教，一放就出轨，毫无内外意识，不知自身行为的边界在哪里。那个“边界”，就是自己与父母能彼此容忍的边界，以及作为一个“家”能对外运转的边界。

　　我作中西比对时，一开始由于观察和认知有限，也流于浮表对照，不知不觉地踏上本文说的那条精神轨道，可见思维模仿一个人多多少少是要作俘虏的。但有一天这条惯性轨道终被突破，这时才看到本质，中西差距甚至可以说“东方”与“西方”的差距之根本在自我意识。“东方”与“西方”的鸿沟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我们只要在两边走马观花一番，扑面而来的差距就是从这个起点扩散开来，从人及市容的整洁到礼让守规，其中既有经济富足的推助，也与私行为和公共行为是否分离密切相关。许多中国文人墨客短暂旅西后艳羡的西人品质，其实就是驯化出的公共行为那部分。而自我意识，又是公共行为得以驯化的关键。看被驯化出公共行为的人与从未被驯化的人之差距，就像看专业运动员与未涉足过运动场的人在同一个赛场竞赛，以什么标准去比呢？

　　由于此等驯化直接关乎自我意识的培养及由此生成的集体优越感，西人走到未经驯化的“东方”，优越感会成倍扩张，这是被强化了自我意识的人看周围世界的本能反应，而他们就以自我意识这杆标尺，测度他人的尊严底线，然后划出界内、界外。所谓上等人与下等人的最终分界线，并不是聪明能干，而是自我意识的强弱。十九世纪，在西方统治集团分割世界（出于导演世界的需要）的一系列新创名词中（取代了传统基督教征服观的新意识形态），出现了两个关键词：race supérieure（法语上等人种）和 race inférieure（下等人种），在这两个名词间有强大、富有、聪明、能干的外层界定，也有自我意识强弱的内层界定。中国人至今只见前（拚命追赶）而未见后（几乎毫无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最能干的中国人在西人尊严底线的刻度表上，还不如一些没有多少文明创造的小族。是这内外两层界定为他们两百年来所作所为赋予了天赋权力，并始终是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原动力及维持集体优越感的内在纽带。看明白了这一层，才会悟到：毛泽东所致力的其实就是强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为什么近两百年来中国人真正被西人看得起（如今有钱照样被人骨子里看不起，奉承只是表面的）的时候，就是毛统治的那个年代。可惜，被漫长历史野坏了的“鸭子”，很难赶上架。

　　我看国内“西化人士”时常哭笑不得，也缘于此，尤其那些跑到西方去上演“要自由”悲剧的文人艺客。因为他们实质上完全未被“西化”，别看一肚子墨水及洋教条，按西人标准测度尊严底线的自我意识不是没有就是极弱（那个盲人从中国一路闹到美国的例子十分典型，耍赖撒娇均不看对象）。首先是缺乏属性意识，意识不到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关系（在中国无意识，投靠美国依然无意识），更意识不到所属群体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界之意识）；其次是思考自己行为后果的水平极其有限，只能抓住自己肚脐眼周围那么点小我。

　　传统社会（一般还处在农业社会），人是作为群体而存在的，到了群体的人被粉碎成一个个的个体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体靠什么生活在成百上千万陌生人中，就是靠集体优越感，是这条精神纽带将孤独的人再连成一个整体。集体优越感是相对于外界而存在的，它必须有一个对衬物，甚至敌对物，如果说自我意识是个体的，是相对于外部世界而生，那么群体的自我意识就是集体优越感，也是相对于他群体而存在的。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已被摒弃出（至少在西方的公开话语上）集体优越感的战后（二战），集体优越感的最佳集合物就是公共行为的漂亮与否。漂亮不光是对内的纽带，也有不露短于外的考量。例如法国议会规定，一但发生口角甚至肢体争斗，摄像镜头自动关闭，这样议员打架的画面就从不存在（不让本国百姓看到），更不会传遍世界。而议会厅里打得面红耳赤的人也自觉无比，公共录影关闭后，人人有手机的厅内竟无一人拍下外传。而不解内幕的外人，以为他们比别处都文明。

　　是否善于经营集体优越感，也是一个文明上层建筑自我意识强弱的标志。越精于此道，其自身统治越牢固。反之，当一个文明尽失集体优越感时，也是其上层建筑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表现，更是亡国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