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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莫言的角色错位
文/朱大可 原载：羊城晚报 201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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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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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故事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
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反响褒贬不一，尤其在公知界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争论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职业作家”与“诺贝尔伦理背负者”之间的角色错位。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
对斯德哥尔摩，我有一种陌生感，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只知道它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城市，它不仅出产世界级桂冠，而且也曾制造过某种著名的“情结”。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的“三个故事”，设置了三个故事圈套，聪明人都不会上当。谁要是拿过来解读，都会显得很傻。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大家都在为民间苦难哭泣时，要允许有人保持“理性”和“中立”的立场？莫言又说，他曾经为顶撞老长官而自认为是斗士，而事过多年却感到内疚。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做斗士未必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要随便顶撞这位老长官，以免在许多年之后悔青自己的肠子？莫言还说，七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个人扔出了庙外，以平息风雨神的怒气，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庙坍塌下来，只有那个被放逐者侥幸获救。这难道不是莫言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祭品，却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评他的众生，则要面对可悲的下场？
莫言自己设计的三个故事，其实就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他不说出谜底，我就只能瞎猜了。莫言的谜语，还需莫言自己来破解。这里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斯德哥尔摩句式──“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
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以故事代替观点，以私人恋母情结代替公共价值陈述，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它规避了文学跟政治现实的直接而本质的关联，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实际效果来看，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识界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他的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比如用机场安检来比附针对文化思想的审查，都面对着诸多批评。但在追问莫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反观一下自身吗？莫言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谈论莫言的同时，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盘点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东西。在同一种语境里，我们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类莫言式的个人策略，会成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样。这不是中国文学的伟大出路。
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不仅如此，本次充满美誉的授奖词和热烈的掌声，还传递了欧洲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来自本土和外界的双重寄望。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
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
诺奖给了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有人将此跟肖洛霍夫得奖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类比挺靠谱。在某种意义上，莫言是中国的肖洛霍夫。就这点而言，瑞典皇家委员会只是重复了一下曾经有过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小说本体论上，莫言的文学营造，的确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他的大多数长篇，冗长而粗糙。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早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简洁、明快，成为他最出色的传奇作品。这些天，我拜读了莫言的《蛙》，又重温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次观察到两者间的差距，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内，莫言终究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刘震云和阎连科那样，他保持了对乡村现实的关注。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来眷顾中国文学，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文化事件，没有谁会对这种珍稀的橄榄枝无动于衷。
莫言获奖，跟中国人拿一堆奥运金牌的情形很像。正如奥运金牌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的体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莫言个人获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莫言不是市场上的廉价鸡血，“莫言热”应当尽快降温，让文学回到它所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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