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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深造”暴露的上层危机

 

原题:董卿“赴美深造”暴露的上层危机

文/边芹 来源:凤凰网 2014年5月13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导言】2014年04月,《华西都市报》记者问董卿:“你为什么突然想到去美国学习?你具体会学什么专业?对你来说,你已经把主持做得了一流水平了,还去国外念书,这对你还有什么意义?”
  董卿回答:“我们每个人都和更好之间有一段距离。电视媒体现在竞争很激烈,真需要认真学新知识,好好充电。”又表示:“我这次去美国学习的决定,始终得到央视领导和我所在综艺频道的领导以及同事们的支持。各种手续办得很顺利。”


  某央视春晚主持人新近离职“赴美深造”,这看似已很“平常”的举动,究竟暴露了什么问题,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一个各自为营、缺乏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其实是不存在的上层建筑。

  如果只从演员的角色来看央视春晚主持人的职与位,“赴美深造”算不得什么,会表演的人在这个国度大把可捡,人走茶凉。选择镀金的去处也并不出人意料,对中国众多显贵来说,那“帝国”心脏早已意味着权力终端,还能指望他们去哪呢?对于除了自利本能鲜少自我意识的中国上层建筑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电视明星的生活插曲,累了、倦了,要换换场景。

  那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桩看去无关痛痒的明星轶事,揭示了什么。

  首先,处在这样一个舆论中心位置上的电视主持人若在西方某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绝对不会。在西方,能得到这个职位的人如果不是血统决定,都是过关斩将、千军万马中杀出,深知身处舆论心脏代表着什么,非自己惹祸,是不会放弃阵地的。因为这并非只是个表演舞台,而是个统治舞台,这一点西媒的大腕们别看插科打诨、嘻皮笑脸,心中都有个底。“春晚”可不是个单纯的娱乐节目,它影响之大之广,被赋予的权力和象征意义也就随之攀升扩大,能“号令”天下的,就是政治。记得我多年前采访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追问他选片为什么总离开不开政治,他回答得很干脆:“(在这个行当里)一切都是政治。”

  话语统治的秘诀,就是它的宠儿们早已超出信息传递者、写故事者、娱乐艺人之类的角色,而是思想和舆论的直接或间接制造者,在现代社会的统治机器中,话语权(传媒)比行政管理权(民选内阁)更重要,就显现在这里:它的使命是恒久的——负责解释世界。这是古典政治时代从未有过的,在现代文化、传媒产生之前(在西方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前,在中国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文人艺人一直处于社会政治的边缘。在中国,文人由于科举制度对政治还有影响;在西方,解释世界的权力悉数掌握在教会手里,文人对政治毫无影响。西方在十八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一个介于政权与百姓之间类似于中国社会的庞大文人阶层。但随着现代文化、传媒的出现,文人(有一部分已作了媒体人)艺人(戏剧、电影、美术、娱乐)以金权为后盾分走了统治权,成为统治舞台的主角之一,进入影像信息时代,话语统治已不可逆转。处于这个权力中心位置上的具体操作手,比如核心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但在舞台上的一言一行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胜于一个政府部长,就是在台下的所作所为,也广泛地影响着民众。

  话语统治是靠营造影响力、暗中控制产生影响力的人(确保忠诚)、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思想圈划、精神控制)来完成的,可不是霸着传播工具、成天不动脑筋地直白宣道或直接封别人的嘴就能胜任。在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古典政治时代的今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占着上风还是下风,话语统治都已成大势,压不住也斩不断,它就像水一样,抽不完,堵不住,只有输导一途。所谓“输导”,不是反正堵不住斩不断就放任自流,而是靠一个个的暗闸将水引到需要的方向。所谓“暗闸”就是控制人头,而不是去控制内容!在网络信息时代,直接控制内容不但工程浩大,永远被动,还事倍功半。控制内容最大的弊病是对人不分良莠,一刀切,粗暴而无效。结果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因为你堵了东堵不住西,被硬堵的水并不会消失,它总归还会流到什么地方,只要它在流,哪怕是渗透,试图断流的人就基本无功而返。不说别的,就说还在“可堵”范围的电视,我只要一打开,满眼都是“渗透”,那些看起来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台、财经台、时尚台、购物台、文艺台全成了渗透的湿地,其力量之大、覆盖的话题之广,令控制内容的努力形同玩笑。

  话语统治的第一步是控制人而不是控制内容,因为控制话语不是控制社会。后者靠法律和行政命令,前者用同样的方法则很难行得通。话语似水,只能设网搭渠,靠营造影响力和控制影响力来完成,我们以前提到西方极擅长的“温柔独裁”,此乃主方之一。营造影响力和控制影响力说白了就是直接控制人,只有确保被赋予影响力的人思想和行为之忠诚,才能保障话语的流向。

  在西方,话语统治是民主政治的大前题,是这颗“果”能否顺利结出并复制下去的前设条件,它承袭了昔日教会统治的传统和庞大权势。若从这个视角切入,获得央视春晚著名主持人声名地位的人,早已脱出了一个长相好、能操标准普通话、擅长台前表演的娱乐明星的角色,而被赋予了古典政治时代不可想象的影响力。影响力在信息时代就是权力,上升到春晚这样规模的影响力,乃巨大的权力。

  制造影响力和控制影响力是西方实行“话语专制”的大步骤,话语权稳操谁手与其制造和控制影响力的水平是成正比的。我们看到,制造影响力故然重要,但若不紧跟上控制影响力的本事,整个过程就会失灵,难为己用。因此西媒都是在能控制影响力的框架内制造影响力的,避免权力被私吞或为他用。由此一个人长相和台前表演再出色都不是被赋予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圈内人”才是先决条件,而“圈内人”意味着价值观、利益一致,及对将其扶持到这个位置上的身后统治集团的效忠。犹如商品世界的广告代言人,话语统治也是靠一个个具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完成的,被西方统治集团赋予影响力的名人,是不能为非盟友阵营的外国作商品或其他代言的,一旦破“戒”(没有任何行政命令,但被制造的宠儿都知道界在哪里),制造影响力的“机器”会立刻停摆,传媒会齐刷刷地封口,各种维持名声和财富的渠道会关闭。比如,如果法国某电影或体育大明星,被中国大公司买下作商品代言人,他(或她)就会悄悄地从本国话语平台上隐退,甚至消失,连职业生涯都会深受减损,而绝对没有被西方大财团“包养”的中国明星那样的好命。因为中媒与西媒正相反,它会不遗余力地接力炒作为对手奉献影响力的人,不降反升他们的影响力。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西方的上层建筑表面松散,实则集中统一;而中国的上层建筑有的只是统一的表相,实则四分五裂。

  西方政治,“民选”和“党派斗争”只是外壳,内核是“集团统治”。所谓“集团统治”,就是一个事实上不分党派、不分部门、围绕着共同意识形态(政体的思想基石)和利益、在统治共识下暗中结网的“精英”小集团的统治。由于这个集团的统治既不成文也不具公开名目,靠的是统一意识形态、利益捆绑和统治者自我意识统领下的一个个构成者的默契协调行动,忠诚就成了确保体制运行的第一品质,因为网的有效性,来自构成网的一环套一环的人,而非明的规章。民主法治是针对大社会而言的,统治集团内部既不民主也不法治。而这些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种统治模式中国社会只在特殊年代出现过。最近我在上海闲走,偶经虹口区“左联”纪念馆,在展室里看到一个细节,三十年代中共派夏衍打入上海电影界,靠秘密渗透、施加影响的方式,暗中操控电影界。那时中共上层很明白“话语”是重中之重,位居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策划了这些行动。这种控制,掌握了政权的中共就不再做了,因为可以公开发号施令了,结果成了“管家婆”,掌管吃喝拉撒睡,却完全失了影响力!而西方统治集团一直都是以前一种方式统治,不旦在西方国家内部,还插手他们欲征服的世界,今天中国话语统治的大权多米诺骨牌般落入他们手里,用的也是秘密渗透、施加影响的方式。在话语统治的时代,影响力才是权力,失去了影响力,一切都是白搭。

  剖析到这里,读者对“集团统治”、“忠诚”之类就有个具体概念了,也可不再把我跟“阴谋论”绑在一起,我不过是发现了人家绝不向外传授还藏着掖着的统治方式。

  这份忠诚,表现在对共同利益和职责的坚守。具体到媒体人,即不出统治者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整个社会必须遵守的话语规则)的格,而非表面效忠于政府;意识到影响力之巨大权力,忠实于提携人,同时意识到影响力之不可替代性。每一个重要职位都如同战场上的阵地,守与弃意味着忠诚与背叛,因此是只守不弃的。在西方,核心节目(或报纸期刊的重要专栏)的主持人(或主笔人)都有点终身制性质,干到干不了的时候才换人,道理即在此。

  这就是为什么若是一个美式春晚著名主持人绝不可能做出弃职“赴华深造”的决定。这不是说一个电视名角不能因身心疲惫而退出和休整,而是选择什么样的退出和休整。如果仅仅是在国内休养一段、或在家生个孩子,又或哪怕是周游世界,都在情理之中。但央视春晚名角的选择却不属于常理中的退出和休整,因已涉及用其所获投报谁的问题。在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暗战如火如荼的当口,在中国名流显贵已不必赴西洋才能淘金的今天,做出离职赴美的选择,意味着──被权力中心赋予了如此影响力的人,转移了阵地。若以为身居这个位置是免费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想做个普通人,也已不是个普通人;每一寸影响力,都意味着权力。有了权,就有责任和义务,同时自由也将受到限制。转移阵地形同挟权谋私,身负如此影响力去本国的对手那里实现人生转折,这岂不比一个政府部长投奔美国更不同寻常?

  我时常因目睹这类事频繁发生而为中国权臣显贵们捏把汗,没有自我意识啊!不知自己代表的是什么,坐拥天下,还要另觅新主!登上如此重要位置的人不顾惜这个职位倒也罢了,还要去美国镀层金以显示什么才是更重要的,这一举动本身便是向无以数计被影响力捆绑的小老百姓昭示:上层建筑的权力终端在哪里。而这种“潜颠覆”,对国家的损害比什么都大!近几十年,已经暗暗把这个国家翻了个了。铺陈到这里,用其所获投报了谁,又损害了谁,已一目了然。你能想像一个美国或法国电视名主持人做同样的事吗?那是绝对不敢的。在西方若做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对统治集团的背叛,你当然有“自由”做,但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西方统治集团内部鲜用行政命令钳制,故局外人看过去是一派自由,而其约束力多来自无所不在的利益和精神束缚。

  这不在情理中的选择暴露出:进入电视这个舆论核心平台的“花瓶”太多(电视播报和主持不是选美),根本意识不到影响力及其象征和权力,更不知由此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要么就是──提携人对“话语统治”这一现代高精尖统治模式一窍不通,对控制影响力毫无意识;最该管的没有管住,在源头上没有把好关,让无责任感、亦无权力意识的人分享权力、私劫权力,实则是在制造摧毁自己的影响力。

  没有把“闸”设好,却一味地要水变清,水又如何不泛滥成灾呢?“潜颠覆”靠的就是渗透和控制影响力,要打赢这场话语战争,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试图控制内容,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忽略了病根:控制影响力。到了话语统治的时代,还以为自己是“龙王”,可以一声令下让水改道,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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