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春竹　来源：新浪网 2015年09月12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这段话里面的很多句子后世经常被引用，有的甚至化为了成语。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只是经过2500年的演化，部分句子的意思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感觉现在人们引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候，这个“寡”就是被理解为物质“贫乏”、“贫穷”，它暗含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均就会不安”。而我理解孔子这里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意思是只要能做到财富比较均衡，不贫富悬殊，国人就能拧成一股绳，即使国家人口不多，对外也能形成力量；还有就是孔子认为只要能人们能各自恪守纲常秩序，国家即使物质贫乏一点，也不会有致命的威胁。

　　于是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孔子是认识到了财富均衡对于治国的重要性的，而且其价值取向明显也是倾向于均衡。但是在后来的中华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崇尚儒家思想的统治者执行的都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行的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其效果就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当然就是贫富悬殊，远离了均衡状态，共同体失去了凝聚力，国民一盘散沙。

　　为什么造成这种实际执行的政策与其理念的背离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大一统的中国周边几乎没有可与匹敌的对手，这就导致了中国历代精英的“任性”，而且他们的”任性“可以在100年乃至300年的时间里不需要承担后果。所以我甚至认为，清末西方列强打进来的时候中国一盘散沙，这个状态恰恰不是因为中国的落后，而是因为中国的优越——因为当时中国生存状态的优越。庄子讲“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认为“一盘散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相当于“相忘于江湖”——而欧洲在中国那么大的一块地盘上，小国林立且打成一锅粥，他们那些国家的人肯定也想过“相忘于江湖”的生活，但是做不到啊。

　　我同样认为，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的印第安人也处于一种“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状态。为什么印第安人后来基本被灭绝了，而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沉沦之后又昂然崛起了呢？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是印第安人比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更好，更加“相忘于江湖”；其二是中华民族经历过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祖先遗留的大争之世的武器可以帮助子孙脱离死亡之地。这些武器虽然遗忘在库房里2000多年不用，甚至已经生锈了，但最终还是被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上下求索、翻箱倒柜的找了出来。所以老师您说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他们也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我认为乃是深刻之论。何新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中国才仍然是中国。也正是由于创生了毛泽东，中华文明才再一次向世界最雄辩地证实了它的智慧、辉煌、它的魅力与永恒的生命力！”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是因为它与中华文化是契合的。

　　到了毛泽东就更有意思了。他真正实施了平等、均衡的理念，从而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万里营”的凝聚力极强的国家。但是这种生存状态反过来说就是“相濡以沫”的状态，并不是那么舒适的（如“斗私批修”并不只是针对官僚阶层，而是针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灵魂开战啊！）。但是随着“相濡以沫”的中国人民取得国家建设的一个个伟大成就，随着国力的强大，事情就一步步的往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这个过程中，在国家财富不断增长、国防日趋巩固的同时，国内精英阶层也在壮大（如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实现，会产生多少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啊！）更要命的是全体人民的“相濡以沫”之心也在消退，而越到后来精英阶层越有足够的财富引诱人民放弃自己的核心权利。于是，一切都无可挽回的向“相忘于江湖”的方向转化了。于是，毛泽东从凝聚中国人“相濡以沫”搞建设的伟大领袖一下子变成了阻碍精英们（还包括被引诱和蒙蔽的人民）奔向“相忘于江湖”美妙生存状态的恶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就这样铸成了。然而，毛泽东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政治家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他洞悉了这一切，并在他的垂暮之年发动“文革”这样亘古未有的运动试图遏制这种转变。

　　有人说文革失败了。但在我看来，文革并没有失败。说文革失败的人，是因为他们的眼光只是盯住了1976年的军事政变。但是如果我们站得更高一些，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就会认识到文革并没有失败。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文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他也认为文革只是“演习“。因此我认为，文革只是在当时既定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大地上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为人性的善与恶的大对决拉开了序幕。1976年的政变就是资产阶级的战略突袭，同时相应的也开始了无产阶级的战略退却阶段。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以及之前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及经济和国防建设成果）为日后无产阶级的战略退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使得无产阶级如抗战时期的中国抵抗力量一样，没有被彻底消灭（毕竟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正式改旗易帜，因此就不能说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能够以空间换时间，节节后退，逐次抵抗，不断的熬时间：熬到苏联解体、熬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熬到薄熙来被打入大牢，熬到习近平上台主政，最终熬到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我看来，这场大对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有两个标志：在国际层面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1840年以后中国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不再自外于世界，而是都与国际大环境紧密相关），在国内层面就是薄熙来被打入大牢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习近平上台主政。毛泽东开拓的回旋空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的全部恶果（亦即人性之恶泛滥的恶果）在中国演了一个遍，中国还能保持大体的稳定。这就为人性善的回归赢得了时间，也积蓄了力量。而且文革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是它为人民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进行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而且也在亿万人民心中埋下了善因萌发的种子。

　　还有如“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的意思是既然把远方的人们招来了，政府就要采取措施让他们安心的居住下来。但是现在的意思变成了“既然到了那个地方，就要随遇而安，就要把心安顿下来”。

　　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得儒家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喜欢把文武这两手对立起来。其实没有武备作为后盾的文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定要生硬的将二者割裂开来，在我看来，要么是出于愚蠢，要么是因为虚伪。

　　后来的成语“祸起萧墙”应该就是从“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演化而来的吧？这说明了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把内部利益关系摆平、理顺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不可能从外部被征服，只可能因内乱被摧毁。苏联殷鉴不远。

　　至于冉有说的“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姑且不说季氏这样想的对错，但是后世那些最厉害的皇帝很多不仅是这样想，而且是这样做的。如汉武帝的击匈奴，唐太宗的征高丽，明太祖的诛戮功臣、康熙皇帝的削藩等等。还有，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考虑呢？

　　论语的上面这段话我记得中学时是学过的，其内涵、容量确实是很大的。